吳昌碩，西漢喻陶陵鼎拓本(補花果長題軸)，137×59.5cm，1902年，西泠印社藏
中國畫，濃縮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與哲理思考。中國畫以其獨特的視角，獨特的意象審美觀(涵造型觀)和寫意的筆墨結構觀(涵造型法則)為主魂的暢神載道的藝術語言體系和輝煌的繪畫成就而顯居于世界藝術之林，并成為世界精神文明的顛峰。
中國畫幾千年在始終追求氣骨意向表現(xiàn)中保持以“神”、“逸”為最高藝術境界，并不斷“增高增闊”的持續(xù)發(fā)展。所以如此，除了堅持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獨有的哲學思想為根底外，關鍵在于它那具有極高質量要求和極為豐富內涵的一筆一墨的“中國功夫”及其由一筆形態(tài)為因子組合而成的中國畫體筆墨結構，成為了中國畫“技”“道”合一的藝術表現(xiàn)主體骨魂。
筆墨結構作為中國畫的意象精神載體，將意象表達與匠心經營髙度融合，形成了中國人獨有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和神游領域。這在歷代畫家的藝術實踐中不斷發(fā)展深化，凡中國畫畫家，包括當代和未來，都必須具備這一“中國功夫”和“筆墨結構”的提煉概括能力，才能實現(xiàn)中國畫“始知真放本精微”(蘇軾觀尤興寺吳道子畫壁詩句)的寫意精神的傳承發(fā)展。
其強大的生命力主要在于筆墨結構的不斷創(chuàng)新神化;而筆墨結構的創(chuàng)造又必須游刃于生活、傳統(tǒng)、修養(yǎng)、人格個性之中，在“遷想妙得、臨見妙裁”間創(chuàng)獲機化。即為中國畫創(chuàng)作的“臨池”狀態(tài)中由“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胸中之竹”再到“筆下之竹”的兩度神化來實現(xiàn)。
第一度神化。是藝術家以中國畫特有的眼光和胸懷，體察生活，將心中的文思意匠與生活感受“神遇而跡化”，也就是把本質感受、技巧旨趣連同對個性的激發(fā)，通過意象審美活動的移神取象，意立而象出“度物得道”，形成成熟的意象筆墨結構;而這個筆墨結構之象對于畫面主題而言是具有特定旨向的，是鮮活的，是理想的，是具有中國畫傳統(tǒng)之根又具有自然生命感悟為依據(jù)的。這就完成了由“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的第一度神化。此為藝術創(chuàng)作的第一要務，藝術家須“寓意于物”移情奪神，呈現(xiàn)筆墨意象，并不斷接收先賢經驗中由自然到藝術的升華，在長期生活體驗中大量積累形神骨意一致的形象佳構，為步入中國畫創(chuàng)作的第二度神化打下基礎。
第二度神化。第一度神化的“胸中之竹”既出，尚意暢神的“浩然之氣”勃發(fā)，便激起李白“斗酒”式的創(chuàng)作情懷，在藝術家臨池揮運筆墨之際，以意使法，氣雄物外，得意而忘行，“解衣盤礴”忘我忘法忘物，乃是寫意畫創(chuàng)作狀態(tài)的最高境界。忘我者，忘我而存牲。畫道深藏卻不傷其性情，達形神雙暢“技”“道”合一之本真。忘法者，忘法而存理。畫理不背而趣在法外，得“真放本精微”之奧妙。忘物者，形必從意，忘物而存象，神情自出;意象真而神完氣足，得大羙于常形常理之外，“度物得道”畫之要旨也。以上三忘，唯不得忘意、氣、神三者，以氣運勢(筆)，即以“苦鐵畫氣不畫形”之慨，奪神取象，繪事乃大成。此時畫家的人格氣質、才情旨趣、功力修養(yǎng)一并傾注于畫面空間，時而氣凝筆端，神行天外，氣勢捭闔縱橫;時而清思妙筆，得古今之變，揮灑自如，渾化無跡。將“胸中之竹”的成熟筆墨結構再度升華到神、奇、玄、妙、逸的不意境地。這便是人們常說的“神來之筆”、“意外之境”，其氣韻意蘊充溢于藝術家的功力、才智之外，正如潘天壽先生所謂“畫須有筆外之筆，墨外之墨，意外之意，即臻妙諦”。
在深厚修養(yǎng)、積學致遠的基礎上，自由心靈得以高度發(fā)揮，理性思維得到妙悟，最終使“胸中之竹”得以神化表現(xiàn)，落筆則超乎胸中之竹的筆墨結構之外，打破理法“瞑心玄化”，技道合流，出神于“筆下之竹”而筆墨結構臻于化境。其意在能而不能，似而不似，或天機泄漏得“狂怪有理”無法之致，或會心高遠得“真放本精微”之妙。這就是筆墨結構在藝術表現(xiàn)中的第二度神化。
潘天壽先生在《聽天閣畫談隨筆》中云：“藝術不是素材的簡單再現(xiàn)，而是通過藝人之思想、學養(yǎng)、天才與技法之藝術表現(xiàn)。不然，何貴有藝術。”以上筆墨結構的產生和“臨池”揮運中筆墨結構的兩度神化，就是中國畫的創(chuàng)作特征，是其它繪畫難以涉足之境地，因此意象繪畫其藝術境界與客體自然拉開的距離較之其它畫種最遠，而它又與大自然之間最似最本真，這才是中國畫寫意精神，實為中國畫之神髓。也正是中國畫創(chuàng)作中特殊審美、特殊藝術語言結構表現(xiàn)的特殊神化需求。中國畫的創(chuàng)作離不開這兩度神化的規(guī)程，是中國畫創(chuàng)作的核心規(guī)律，只有在兩度神化中深刻領悟并妙用“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文通語)和“遷想妙得，臨見妙裁”(顧愷之語)，方可“造化在心，變化在手，能察自然變化之神奇，有化天地萬物之手段。”(潘天壽語)從而使“眼中之竹”轉換到“胸中之竹”最終跡化為“筆下之竹”，不斷創(chuàng)造出嶄新的筆墨結構，直達中國畫的“神”、“逸”之佳境。
在中華文化藝術寶庫中最具寫意精神的中國畫，乃為“文中之文”。現(xiàn)代中國藝術巨擘偉大教育家潘天壽先生教導我們說：“國畫在東方繪畫系統(tǒng)中早已達到了世界的水平有極輝煌的貢獻。凡是中國人，都可以引為驕傲的;我們中國的國畫家，更是以此自豪。”在走進中國畫臨摹、寫生、創(chuàng)作三位一體的藝術實踐和審美活動中的兩度神化，是最可寶貴的精神體系和創(chuàng)作規(guī)律。當今只有倍加重視研究、保護、傳承、發(fā)展它，使之再度振興，才能真正實現(xiàn)中國畫的時代創(chuàng)新，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更新的貢獻。
作者：張立辰來源：《美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