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nita Singh拍攝的小漢斯像《夢宅11（Dream Villa 11）》 (2007)

在藝術(shù)圈里，當(dāng)?shù)昧诵h斯（即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這種“永動機”的人寥寥無幾。自從1991年在他的St Gallen廚房中舉辦的第一個展覽創(chuàng)下名聲，這位瑞士籍的策展人就成了“空中飛人”，多數(shù)時間在機場度過，策劃大量的展覽，并無所顧忌地拓寬展覽形式的邊界：從1997年作為一系列方案的展覽“做（Do It）”，到2007年與菲利普·帕雷諾（Philippe Parreno）聯(lián)合策劃基于時間的景觀展“郵差時刻（Il Tempo del Postino）”。

小漢斯現(xiàn)任倫敦蛇形畫廊（Serpentine Gallery）聯(lián)合總監(jiān)。自十幾歲時至今，他與藝術(shù)家和思想家們進行過無以計數(shù)的訪談。其中有些登載于《訪談卷1（Interviews Volume 1）》和《訪談卷2》，或正在進行中的《對談系列（Conversation Series）》。然而，對小漢斯而言，訪談不僅僅是一項工具，訪談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2006年他與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進行的24小時“訪談馬拉松（Interview Marathon）”可謂其高潮。

不久前，小漢斯與庫哈斯共同出版了一部日本“代謝主義（Metabolism）”建筑運動的口述史。去年11月，他又與舒門·巴薩（Shumon Basar）和約瑟夫·格里瑪（Joseph Grima）共同發(fā)起了所謂“后匆匆主義（posthastism）”新運動。同時，他還管理著蛇形畫廊在附近軍品倉庫舊址建立的分館，做著另一冊關(guān)于策展的書，籌備著在巴西的麗娜·柏·巴蒂（Lina Bo Bardi）故居舉辦的“私密展（intimate show）”，一本《聲音簡史（Brief History of Sound）》，以及“未實現(xiàn)項目代理局（Agency for Unrealised Projects）”前往柏林和“印度高速路（Indian Highway）”前往北京的巡展——他是怎么做到的？ARTINFO來代你問問他。

ARTINFO ：蒂諾·賽格爾曾稱你是“準情境主義的存在狀態(tài)”，而訪談是其中關(guān)鍵。為何你偏愛這種模式，而非其他更傳統(tǒng)的知識生產(chǎn)模式，比如文章？

小漢斯：這取決于契機。今年1月起，我一直試著使每周寫一篇文章成為一條準則。我寫了很多新文章，而很多時候它們當(dāng)然都是以訪談為基礎(chǔ)的。我一直受到斯塔茨·特克爾（Studs Terkel）的巨大影響，他是一位很棒的美國口述史家。他最早是個電臺DJ，采訪過許多爵士樂人，有一天他開始就工作的問題對美國的人們進行采訪。這后來成為關(guān)于“大蕭條”時期的一本杰作。他的訪談錄音大約有9000到10000小時——比我做過的多太多！

錄音是一種對抗遺忘的過程。我做訪談，是因為從小時候起我就一直這樣每天做上幾個小時。我常常與藝術(shù)家們交談。我十幾歲時便見到了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和阿里吉耶羅·波提（Alighiero Boetti），他們對我的影響很大。波提去世時，我發(fā)現(xiàn)對他告訴過我的那么多東西只剩下模糊的記憶。這是多大的遺憾呀。假如我錄下過他的聲音，他便還在我身邊，我可以一遍遍地聽。沒有錄音這件事令我非常痛苦，所以我努力不讓這種事再次發(fā)生。而后這便成為一種模式。以前我與藝術(shù)家們交談，而后我將其拓展到其他領(lǐng)域。“策劃”這一類的對話。

ARTINFO：你曾談?wù)撨^模式的枯竭：雙年展、展覽模式的枯竭，討論會模式的枯竭。我們是否會遭遇訪談模式的枯竭？如果訪談需要脫胎換骨，那將會是怎樣的呢？

小漢斯：訪談常常會走向兩個方向。一種是走得更深，另一種是走入更廣闊的現(xiàn)實。走得更深，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與人們交談。這可以一連做上幾十年，仍能產(chǎn)生激動人心的、全新的對話。這正是大衛(wèi)·西爾維斯特（David Sylvester）采訪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了不起之處。這些深度對談是傾向于垂直性的。而當(dāng)然也有傾向于水平性的對談，當(dāng)一位藝術(shù)家與我談及一位科學(xué)家、建筑師，或是作曲家——這時我們跨越了藝術(shù)界，進入別的領(lǐng)域。當(dāng)垂直性對談停滯不前時，我們會使它走向水平性對談，在這兩者之間來來回回。

我想，這是能夠無限進行下去的，但我需要再好好想想你提到的模式的枯竭的問題。在英語中，你們說“兩人成雙”，而多數(shù)情況下，訪談是兩個人在一個房間，或一幢房屋之中。有許多打破這種模式的可能：離開這個房間——我們可以出去走走，我常常這樣做：在公園里，出租車上，巴士上，飛機上，都可以進行訪談。與皮埃爾·于熱（Pierre Huyghe），還有丹·格拉漢姆（Dan Graham），我們都這樣做過，當(dāng)我們坐飛機從A地到B地，或從C地到D地。如果飛行4小時，我們就錄4小時，如果是7小時，就連續(xù)錄7小時。這是一種出行方式。如果這樣會遭遇停滯，你可以去改變空間環(huán)境。你還可以試試其他時間段：比如與某人進行24小時的對談，我想這就發(fā)展成馬拉松了……“兩人成雙，三人成群。”為了將訪談充分打開，我還會一遍又一遍地與一位藝術(shù)家或建筑師進行對談，有時我們會一起去見別的人。比如，多米尼克·岡薩雷斯-福爾斯特（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會說：“我狂愛恩里克·維拉-馬塔斯（Enrique Vila-Matas），我愿意見見他。”我們就去見他。或是與雷姆·庫哈斯，我們一起去訪問所有的“代謝主義”建筑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