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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魯塞爾老城墻:在夾縫中的倔強生存

    時間:2017-08-19 08:00:00 | 來源:澎湃新聞

    資訊>國際>

    在布魯塞爾老城里坐地鐵2號線或者6號線,你會發(fā)現(xiàn)沿途有兩座車站的名字里都帶“門”——那慕爾門(Porte de Namur)和阿爾門(Porte de Hal)。沒錯,這些都是布魯塞爾中世紀老城門的遺址。

    和它的姊妹城市——北京很相像,布魯塞爾也是一座古老的大城,曾經(jīng)有著內(nèi)、外兩圈規(guī)整的城墻和護城河,將宮殿和教堂包在其中。而且,布魯塞爾的城墻也遭到大規(guī)模有計劃的拆除,建成了環(huán)城快速路和一圈地鐵,只不過這里的拆除工程要比北京早得多。

    如今,輝煌一時的中世紀城墻還殘留著幾段鮮為人知的廢墟,如雪泥鴻爪,隱沒在瘋狂生長的都市叢林之中,自顧自地存在。從藝術(shù)館后墻的夾縫,到豪華酒店的地下車庫,本期遺產(chǎn)漫記就帶領(lǐng)大家在布魯塞爾穿越古今,看看那些連本地人都不知道的隱秘城市遺產(chǎn)……

    “布魯塞爾”這個名字,在古荷蘭語中意為“沼澤中的聚落”。這座城市發(fā)源于塞訥河(Senne)上游的一座小島。島上在羅馬時期便有人居住,還開滿了黃色的鶯尾花。公元580年前后,康布雷大主教圣高哲里庫斯(Saint Gaugericus)在島上修建了一座小禮拜堂,聚落由此壯大,而小島也因此得名——圣哲里(Saint-Géry)。

    布魯塞爾市徽,為紀念圣哲里島,象征一只黃色的鶯尾花。公元979年,下洛林的查理公爵(Charles of Lower Lorraine)在圣哲里島上修建了最早的永久性城防工事,至今已無遺跡可尋。

    奠定今天布魯塞爾老城基礎(chǔ)的第一道城墻始于13世紀早期,由布拉班特公國(Brabant)的第一任公爵亨利一世(Henry I)下令建造。這圈城墻緊緊圍繞著塞訥河道和東岸溢出的新城,將冷山(Coudenberg)上的公爵城堡、圣彌額爾和古都勒牧師會教堂(Saint Michel & Gudule)以及河港包羅其中,全長4公里,有7座城門。城墻的西側(cè)開鑿有護城河,東側(cè)由于地勢較高,僅有壕溝而沒有水。

    布魯塞爾第一道城墻示意圖,A為圣哲里島,B為圣彌額爾和古都勒牧師會教堂,也就是日后的比利時主座教堂,C為冷山公爵城堡。

    反映13世紀初城貌的沙盤模型,現(xiàn)藏布魯塞爾城市博物館。

    然而這道城墻卻并沒有為布魯塞爾的防御起到太大的作用:

    1355年,布拉班特公爵讓三世(Jean III)去世,由于他的兩個兒子都死了,公爵位只能傳給女兒喬安娜(Joanna)和她的丈夫盧森堡公爵溫塞斯勞斯一世(Wenceslaus I)。娶了喬安娜妹妹為妻的法蘭德斯伯爵路易二世(Louis II)妄圖篡位,舉兵進攻布拉班特公國并迅速占領(lǐng)了布魯塞爾,將法蘭德斯的獅子旗插在市中心的大廣場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克魯肯堡(kruikenburg)領(lǐng)主艾崴拉德·塞爾克拉斯(Everard t'Serclaes)率領(lǐng)一眾愛國者在1356年10月24日夜奇襲法蘭德斯人,布魯塞爾解除占領(lǐng)。喬安娜成功返城復辟,并頒布了歷史地位相當于低地國家版《大憲章》的《光榮入城》法案(Joyeuse Entrée),限制君主權(quán)力,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塞爾克拉斯日后5次被選舉為市政長官,他被譽為布魯塞爾城市的解放者和保護神。更為重要的是,在發(fā)動了奇襲之后,他深刻意識到布魯塞爾城墻的薄弱,進而指導了第二城墻的建造。

    位于大廣場一角的塞爾克拉斯紀念碑,建于1902年。傳說游人只要摸了雕像的手臂、一只浮雕小狗和小天使,就會在有生之年返回布魯塞爾。

    紀念碑上部用浮雕表現(xiàn)了1356年10月24日夜奇襲的場景,塞爾克拉斯率領(lǐng)的愛國者正在翻越布魯塞爾的城墻。

    從1356到1383年,一圈總長近8公里的新城墻將先前的城市完全包裹其中,并為日益繁盛的城廂地區(qū),特別是南門外人口逐漸稠密的塞訥河谷提供防御。這座外城整體呈五邊形,西側(cè)開鑿護城河,共有74座望樓和9座城門,其中有2座是塞訥河道上的水門,1座水陸兩用城門。城門一律用所朝向的大城的名字來命名。布魯塞爾老城的輪廓至此成形,且至今未變,因此也被叫作“五角城”。

    第二城墻示意圖,黃色部分為從14世紀開始逐漸繁盛的布魯塞爾大廣場。

    布魯塞爾老城中的一條街道,路面的限速標志指代的就是五角城,整體限速30公里/小時,可見第二城墻圍合成的界域至今深入人心。

    17世紀中,隨著歐洲火炮的逐漸盛行,法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塞巴斯蒂安·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筑城體系,簡稱“沃邦城防”。這套體系由城墻上突出的菱堡(bastion)、城壕(fossé)以及城壕中三角形的孤島——半月壘(demi-lune)組成互相嵌套的基本防線,然后層層重疊,拉長敵我雙方之間的距離,同時創(chuàng)造可以深入敵方陣線的多面打擊平臺,最終形成星星狀的“刺頭”城市。

    沃邦城防體系的理想化模型,圖中p和o為菱堡,h為城壕,i為半月壘,左上還有一個獨立的堡壘。

    為了抵御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擴張企圖,西班牙國王命令蒙泰勒伯爵(Count Monterey)依照沃邦模式,大規(guī)模更新低地國家的城防系統(tǒng)。從1671年到1675年,布魯塞爾城墻上系統(tǒng)地加建了菱堡和半月壘,還在南門外的高地上建造了全新的蒙泰勒壁壘。

    然而這次的改造工程再次陷于徒勞……1688年,大同盟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為了解圍被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 III)攻下的重鎮(zhèn)那慕爾,路易十四上演“圍魏救趙”,于1695年8月13、14、15日連續(xù)三天炮轟布魯塞爾。法國人在城外西南的一片高地上架起火炮,讓炮彈飛過層層的城墻,直接打擊城市中心,大廣場盡毀,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淪為廢墟。布魯塞爾大轟炸給路易十四帶來“野蠻人”的稱號,一些炮彈遺留至今,陷在老城深處的墻壁中。

    布魯塞爾大轟炸形勢圖,右下角為高地上的法國軍隊,城中心空白的區(qū)域為炮毀區(qū)。

    殘留在大廣場附近一座教堂內(nèi)部的法國火炮。

    在18世紀中葉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zhàn)爭中,法國人再次攻陷布魯塞爾并摧毀了城墻。人們不再相信城墻具有存在的意義。1782年,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下令拆除城墻。此后,布魯塞爾的城頭繼續(xù)變幻大王旗,城墻卻難逃最終消失的命運——1804年,拿破侖(Napoleon)再次要求拆除城墻,并在1810年5月下令在原址修建環(huán)城大道。

    截止到1830年比利時獨立建國時,布魯塞爾的第二城墻已經(jīng)拆除殆盡,僅存正南方阿爾門(Porte de Hal)的城樓,而第一城墻因為在更早的時期便自由解體,還有很多部分因被民房包圍而幸存。

    1664-1665年的布魯塞爾城市風貌,使用沃邦體系改造后的第二城墻清晰可見,Jean-Baptiste Bonnecroy。

    今天的布魯塞爾,已經(jīng)從列強必爭之地,變成了和平的歐洲聯(lián)盟總部所在地。隨著大規(guī)模的現(xiàn)代化城市建設(shè),布魯塞爾的第一城墻遺址被陸續(xù)發(fā)現(xiàn),在鋼筋混凝土的叢林中找尋它們的痕跡,就像是一場城市考古的大探險。

    首先,在市中心的圣彌額爾和古都勒主座教堂后方,就保存著一小段城墻遺存。這段城墻包含一個完整的望樓,如今被夾在高大的辦公樓之間,一般的游客幾乎不可能發(fā)現(xiàn)它的存在。即便看到,也很難想象這就是近700歲高齡的文物古跡……

    這段城墻(紅色位置)雖然處在黃金地段,卻是布魯塞爾最不可達的文物古跡之一。A為主座教堂。

    嶄新的辦公樓幾乎緊貼文物城墻修建,箭頭下方呈半圓形突出的部分就是望樓。

    就在同一座大教堂的西側(cè),狼壕街(Rue du Fossé aux Loups)某座豪華酒店的大堂和車庫里,也有一小段城墻基礎(chǔ)。相傳,這段遺址還是塞爾克拉斯發(fā)起奇襲翻墻入城的所在。它雖然已被酒店打造成“如畫的廢墟”,但是由于大堂空間的深挖,卻意外展現(xiàn)了歐洲中世紀城墻的典型基礎(chǔ)結(jié)構(gòu)——城墻為10米高、1-2.5米厚的石墻,下部由連續(xù)的石拱券支撐,跨度大約4米。這些拱券可不是門洞,它們曾經(jīng)被埋在巨大的斜坡(talus)之下,既能支撐起墻體,又節(jié)省工料。在冷兵器時代,城墻守軍投下的巨石可以沿著斜坡碾壓而下,殺傷敵軍。

    當年斜坡下的拱圈,竟然被改造成了日本料理餐廳的陽臺……

    這是地下車庫,右側(cè)的方形門道是為了建設(shè)車庫而新打開的切口,左側(cè)的出口由于足夠低矮,僥幸保留了原有的拱券。

    同樣被大酒店包圍的城墻,還有圣卡特琳教堂(Saint Catherine)背后的“黑塔(Tour Noire)”。這段遺址也在地面以上完整地保存了一座中世紀的望樓。不過,現(xiàn)在看到的木構(gòu)屋頂是19世紀建筑師維克多·亞美爾(Victor Jamaer)風格性修復的結(jié)果。

    可能是因為自14世紀就被改造成私人住宅,望樓得以保留。在16世紀的河港開挖中,它作為水手們的酒館而幸存。最后,又因傳奇市長沙爾·布爾(Charles Buls)的力保而在1888年的道路擴寬工程中免遭拆除。

    黑塔南側(cè)不遠處,一條盲腸一般的小巷,誰能想到,這也是城墻拆除后留下的痕跡。在城市另一側(cè)的帝王大道(Boulevard de l'Empereur)附近,可以看到布魯塞爾觀賞性最強的兩段中世紀城墻遺存——市民塔(Tour de Villers)和安內(nèi)森斯塔(Tour Anneessens)。這兩段遺存相距很近,曾經(jīng)一同構(gòu)成了第一城墻南側(cè)一個重要的拐點,1957年因為修建南北鐵道聯(lián)絡線而遭到破壞斷開。

    A為市民塔樓,B為安內(nèi)森斯塔樓,中間是帝王大道。

    市民塔一側(cè)相連的城墻,是布魯塞爾地面以上現(xiàn)存最長的一段中世紀城墻,也是少見的一段可以從內(nèi)外兩面觀瞻的遺存,包圍它內(nèi)側(cè)的民房在1960年代被清除,建筑師讓·隆包(Jean Rombaux)修復并局部復建了望樓頂部的平臺和雉堞。

    墻面上被封堵的窗口,就是它曾經(jīng)被用作民房后墻的證據(jù),而原本下部的斜坡,現(xiàn)在是一所小學校的教室,外觀上模仿了中世紀城墻原有的樣子。

    安內(nèi)森斯塔標志著城墻的拐點,因此也被稱作角樓。1719年,布魯塞爾受人尊敬的商會首領(lǐng)佛朗索瓦·安內(nèi)森斯(Fran?ois Anneessens)因為聚眾起義反抗暴力征稅而被捕。在被押送到大廣場斷頭之前,安內(nèi)森斯義士就被囚禁在這座望樓里,因此而得名。望樓在1967年得到修復,相鄰的地面上也通過特殊的鋪裝,暗示城墻的走向。

    塔樓內(nèi)部曾用作關(guān)押犯人的監(jiān)獄,如今封閉,并不開放。另外,在地勢高敞的布魯塞爾“上城”,中世紀的冷山公爵府遺址——也就是今天的大王宮一帶,還隱藏著兩段城墻遺跡。一段在著名的布魯塞爾藝術(shù)宮(BOZAR)里,另一段就在大王宮的后院。

    藝術(shù)宮是建筑大師維克多·奧塔(Victor Horta)的晚期作品,這座裝飾藝術(shù)運動風格的藝術(shù)殿堂也借用了一段長約20米的中世紀城墻,在2002年影視資料館擴建地下室的時候才被發(fā)現(xiàn)。設(shè)計方隨即修改方案,將其納入室內(nèi)的整體視覺設(shè)計。

    上部為大王宮前的花園,下部的屋頂就是BOZAR,城墻(紅色位置)在夾縫中幸存。

    城墻上的鐵箍將其與借用它的近代建筑捆綁在一起。

    布魯塞爾上城的另一段城墻遺存幾乎無人知曉,它的位置也是城墻的一個拐點,是城墻曾經(jīng)直接包圍公爵府建筑群的重要證據(jù)。遺址現(xiàn)在就夾在王宮后門和辦公樓之間,僅僅露出神秘的一角……

    遺址(紅色位置)的具體形態(tài)不明,A為大王宮庭院,B為王家廣場。

    城墻的另一面就是比利時國王辦公的城市宮殿,在這條后街上的遺址,既沒有說明,也沒有文保標志。

    在夾縫中頑強存在的第一城墻已算幸運,至今還可見到眾多遺跡,而第二城墻僅存1座城門,以及地鐵站里復建成裝飾品的一小段,除此以外,已經(jīng)完全看不到任何地面遺存。

    地鐵2/6號線H?tel des Monnaies站,1985年建設(shè)站臺時發(fā)現(xiàn)的一小段第二城墻遺存,被象征性復建到站臺一側(cè)的墻上。

    阿爾門曾經(jīng)是第二城墻上的正南門,19世紀中因為關(guān)押罪犯和保存城市檔案而躲過了系統(tǒng)的拆除,但是由于路面的拓寬和抬升而失去了通行的功能。

    1820年,正在拆除中的第二城墻廢墟和阿爾門,F(xiàn). Bossuet。

    1868年到1871年,比利時著名建筑師亨德里克·貝亞爾特(Hendrik Beyaert)在毫無歷史根據(jù)的情況下,將阿爾門打造成當時人們臆想中的中世紀風貌,還在頂部添加了一個巨大的新特哥風格木構(gòu)屋頂。阿爾門被改造成布魯塞爾最早的博物館之一,至今仍然面向公眾開放。為了讓更多的人進入塔樓,貝亞尓特還設(shè)計了一座壯觀的新哥特風格旋轉(zhuǎn)樓梯,其間裝飾著30余座比利時著名歷史人物的銅像,試圖建立新生國家的民族認同。

    1892年阿爾門剖面圖,虛線內(nèi)為風格性修復添加的部分,黃色為旋轉(zhuǎn)樓梯,紅色為木構(gòu)屋頂閣樓。

    布魯塞爾的城墻,歷經(jīng)700多年風風雨雨,它的建造和拆毀,都和今天的比利時國家沒有太大的關(guān)系,那么它是誰的遺產(chǎn)?人們又如何看待這份遺產(chǎn)?從阿爾門博物館的國家認同塑造,到酒店大堂里的日本料理餐廳……布魯塞爾城墻在“遺產(chǎn)化”過程中的命運,始終充滿了困頓和迷茫。而這,也恰恰就是比利時社會形態(tài)的一個絕好例證吧!

    這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由講荷蘭語、法語和德語的三個民族共同組建,她的誕生本身就是周邊大國博弈的結(jié)果。相比法國、德國、荷蘭等單一民族鄰國,比利時人民的國家認同感極不強烈,這當然造成了不少問題,但同時也讓他們的思維方式更加平和和開放,更加具備用超越國族的視角看待問題的能力。

    今天的布魯塞爾,不僅有著夾縫中的中世紀城墻,她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國際化的都市——在這里,超過三分之一的常駐人口是外國人,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時時刻刻都在發(fā)生。誰來定義遺產(chǎn)?這在布魯塞爾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何以為比利時尚且不知,所謂遺產(chǎn),也只能是人類的共同遺產(chǎn)了吧。去除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光環(huán),再來回看這些夾縫中的城墻,更像曠野的玫瑰一般,真是質(zhì)樸而又倔強得迷人。

    最后奉上布魯塞爾城墻與北京城墻的比較。布魯塞爾的內(nèi)外兩圈城墻興建于13世紀到14世紀之間,與元大都城墻的存在年代相近。至中國的明清時期,北京城已天翻地覆,而布魯塞爾的城市范圍幾乎沒有變化,總體面積比北京皇城略小,倘若放到現(xiàn)代來看,則還沒有合區(qū)之前的崇文區(q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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