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北京畫院美術(shù)館舉辦了《實者慧——鄒佩珠、李小可、李珠、李庚捐贈李可染作品展》，展出了捐贈的著名畫家，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李可染先生的中國畫作品108幅山水畫、122幅書法作品、13幅水彩作品、9冊素描作品、45幅收藏作品。

全國政協(xié)常委、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在作品集的前言《令人感佩的義舉》中說：鄒先生捐贈的這批李可染作品能完全反映李可染的藝術(shù)輝煌歷程和取得的杰出藝術(shù)成就。可以設(shè)想，后人通過這批作品將獲得學(xué)習(xí)上的寶貴機會，并進而學(xué)習(xí)李可染先生對于藝術(shù)永無止境的而又樸素赤誠的求索、創(chuàng)造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此前的2009年5月14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媒體倍加關(guān)注的李可染先生遺產(chǎn)案作出終審判決，此次捐贈的就是法院認定的屬于鄒佩珠的作品。

李可染先生遺產(chǎn)案終于塵埃落定。

日前，鄒佩珠老人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首次開口談了前一階段媒體關(guān)注的一些“家事”。

捐贈是李可染的意愿

關(guān)于這次捐贈，鄒佩珠說，捐贈作品給國家是李可染的意愿，也是我們二人為之奮斗一生的共同努力的成果。

鄒佩珠說，在40年代初，李可染立志要改革中國畫，讓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文化得以弘揚，并想為這個災(zāi)難深重的民族做一點事。這也是李可染與我兩個目睹、經(jīng)歷20世紀所有苦難的文化人共同立下的志愿。為此我們奮斗一生，從未改變。40年代李可染提出“以最大的功力打進去，以最大的勇氣打出來。”此后李可染不顧一切地向目標進發(fā)。我承擔起家庭的所有負擔，為家庭生計做兼職，一個人做多份工作，后期又放棄自己已有成就的雕塑事業(yè)。

這次捐贈的作品均為李可染先生各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整體代表李可染先生的藝術(shù)成就。這是如何做到的呢?鄒佩珠說，李可染精心將一生各個時期的作品保留，晚年還用價格較高的晚期作品換回自己早年作品，他是為了保留完整的系列，目的是要將一生的研究成果交給國家、留給后人。生前他多次說希望自己的藝術(shù)能像乒乓球一樣為國爭光。那時作品價格不高，他不敢想建美術(shù)館的事，加上1989年他是猝死，所以沒有安排好這件事。

團結(jié)孩子們一起捐贈

李可染有過兩次婚姻7個子女，鄒佩珠說，可染去世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團結(jié)全家辦好捐贈這件事，度過那段艱難的日子。可染在世時工作忙，怕打擾，前妻的幾個孩子回來的很少。但他去世后，我在逢年過節(jié)的時候，能來的都叫他們回來，不管在哪有活動都是全家一起去，不能都去的也要派代表。喪事辦完后，我給每個孩子(七個)每人拿出一摞存單，因為那時可染剛剛有稿費，有點錢了我就分著給存，每張有50元的，100元的。數(shù)額是按照每個人生活情況不同存的。比如老大李玉雙困難、李珠困難，給他們各存了15000元。李庚和李小可是畫家，生活比較好，給他們每人只存了5000元。其他孩子1萬元左右。當時大孩子們很感動。那時可染作品的價格并沒有多少錢，山水價格稍微多一些，哪有現(xiàn)在他們給我算的動不動就上億的賬。

鄒佩珠說，因為大家都知道父親留在家里作品的意義，剛開始他們沒有說要分畫，只是說：“媽媽給我們一些作品留作紀念。”這樣我就從他們爸爸的各種畫中，包括我們的收藏品和書法中，各拿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給了他們。后他們又幾次提出，我也了解他們的生活需要，那時也賣不了太多錢。有的孩子上學(xué)需要;有的要買房子，這樣我也就同意了。先后分四次，每人共拿走16張作品和部分書法作品及少量收藏品。后來在訴訟中他們只有一個人承認16張，其他人都沒有承認這么多張。雖然已拿走了絕大部分屬于他們的作品，我還是希望團結(jié)他們一起捐贈，因為要讓可染高興，放心。要讓社會覺得可染的孩子與其他的不同，在可染去世后的十六七年里，家里感情我認為一直很好。

價格暴漲帶來的變化

2005年下半年，國家經(jīng)濟大好，中國畫價格暴漲，鄒佩珠說，可染作品更是翻了十幾倍，想法不同了，對以前的約定產(chǎn)生變化。真如老子所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鄒佩珠原計劃是在2007年可染百周年紀念時把他的作品捐獻出來，給李可染百歲送個禮。但就在李可染百周年紀念日前的2007年四、五月間她接到了李可染前妻子女的起訴書。

在長達兩年的訴訟過程中，媒體報道主要集中在兩個敏感問題：李可染過世后的作品流向和賣畫收入。

鄒佩珠說，李可染是個畫家，以繪畫為生。一生為生活、為友誼、為國家或各種原因，生前他賣的、送的和專門創(chuàng)作或是其他原因出去的畫，早已不是我們家的，更不屬于李可染的遺產(chǎn)。說多少作品不翼而飛，是不真實的。再說按照法律規(guī)定，可染留下的所有作品，我有9/16，其余七個孩子每人僅有1/16。也就是說我要是保管員也保管的是我自己的，弄“飛”的也是我自己的作品。這些作品是我和可染一輩子的心血，是我在多少次災(zāi)難中用命保存下來的。為的是要展示出來給后人看，我怎么能讓它們“飛”呢?

另外，他們說幾十張作品我擅自賣了一個億幾個億的，媒體也不停地出來炒，所以我就簡單說一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時畫能值幾個錢?當時可染過世后，我?guī)ьI(lǐng)全家給可染徐州老家為他修建的李可染舊居捐了十張繪畫作品和10張書法，全家都去了;他們要辦家庭基金會，拿了11張山水畫，后因種種原因倒閉了，每人分了幾萬塊錢;捐給中南海、故宮、統(tǒng)戰(zhàn)部、江蘇省美術(shù)館等一些國家機構(gòu)部分畫作，他們都知道并參加了大部分活動;一些可染生前答應(yīng)給的畫，比如陳香梅原本可染約她是12月5日下午來，可染上午去世的;像京豐賓館他們派司機給可染開了兩年車，可染答應(yīng)給兩張畫;等等。如此這些，后來我都按可染的意愿，把畫給了。還有就是為辦喪事、購買、修建墓地、成立基金會、辦展覽、為給可染出書等出售過一些畫。可染過世后辦過近20次展覽，出版過幾十本書，也就是通過這些展覽和出版的畫冊，社會才有越來越多的人了解、認識、肯定可染，可染的作品才有今天的價值。我的原則是，把可染創(chuàng)造的財富用于發(fā)展他的事業(yè)、達到他的目標，作為他的親人，是不應(yīng)該有任何異議的。17年中大家也確實沒有任何一個人提過異議，也都知道并參與了大部分活動。

我對可染的交待

鄒佩珠說，這次捐贈的只是法院判給我的作品的一大部分。我也正在同中國美術(shù)館談，建立李可染專館，我會再從剩余部分中，捐贈一些作品。他們同我的根本分歧是，他們要把作品賣了，達到所謂的“雙贏”。我不同意，我不要雙贏，我的東西就是要捐給國家，留給歷史和后人。

鄒佩珠說，原本家務(wù)事也不想談，想給可染減少不好的影響。可染的前妻是1938年去世的，1943年我和可染相識，那時他是個一無所有渾身是病的窮教書匠，只有四個孩子。今天所有的一切是我們兩個共同創(chuàng)造得來的。我們兩人一起定下目標，共同努力，我和他一起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艱苦生活，承受了所有苦難。我們一同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自然災(zāi)害、多次政治運動、疾病痛苦，這一輩子我只能用“提心吊膽”來形容。可染去世的20年里，由我主持他的事業(yè)，把所有財力、精力和各種社會資源，都用在可染藝術(shù)的宣傳和研究上。這個開銷很大，但我從沒有心疼過。而我個人的生活，在他過世后的20年里沒有任何改變。同以前一樣，沒有休息，沒有享受。不是為了李可染的事業(yè)，我絕舍不得賣一張畫。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生活遠不如一般人。

家務(wù)事實在不想講，說來說去沒有任何意義，只有更傷李可染的心。今天我不得不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為我嫁到李家至今已有六十五年了，從沒有過一段安寧的日子，回想這些，我內(nèi)心很痛苦。再過一個多月我就90歲了，今天我已基本完成了李可染和我的愿望，我可以對李可染有個交待了。其他毀譽對我這個耄耋老人來說已經(jīng)不重要，只是希望他們能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