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希寧捐贈省博作品 鐵骨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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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希寧捐贈省博作品 白梅

在山東省文化廳、山東省文物局和相關(guān)部門的積極籌備下，“于希寧先生作品捐贈及展覽開展儀式”將于2011年1月16日在山東博物館隆重舉行。

談到此次捐贈的意義，山東博物館館長魯文生說：“于希寧先生是我國當代具有詩、畫、印和美術(shù)史論全面藝術(shù)修養(yǎng)的學者型藝術(shù)家，也是新中國誕生以來我省高等美術(shù)教育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在藝術(shù)上先生兼容并蓄，博采眾長，表現(xiàn)出強烈的時代精神與民族情感，形成了沉雄博大、蒼古厚重的藝術(shù)風格。在藝術(shù)教育領(lǐng)域里，于希寧先生辛勤耕耘70年，桃李滿天下，為我省乃至全國的美術(shù)事業(yè)做出了重要貢獻。于希寧先生長期生活在山東，他用自己的作品表達著對齊魯大地的熱愛之情，因而先生對這些作品也是非常看重，特別是對待發(fā)表過的作品，都會做好詳細的記錄，細心保管。這次捐贈給山東博物館的46件作品中有不少是在先生畫集中發(fā)表過的，可謂件件精彩。先生的后人遵從先生遺愿，將46件精品畫作無償贈予山東博物館，充分體現(xiàn)了先生的拳拳赤子之心，濃濃愛鄉(xiāng)之情。于希寧先生作品現(xiàn)在的市場價位很高，山東博物館此次接收的這批作品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將這么完整的一批作品保存到博物館這種公益性的單位，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會開放展覽，它的意義要遠遠超過私人收藏。從博物館方面講，“鳳毛麟角式”地收藏對藝術(shù)家的研究不會很全面，但是此次我們成系統(tǒng)的收藏了于希寧先生的精品之作，對他的整個藝術(shù)發(fā)展會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和研究。”

博物館作為一個公益性單位是靠捐贈來完善的，于希寧先生作品的捐贈不僅對山東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他高風亮節(jié)起到了一個帶動作用。魯文生館長說：“很多藝術(shù)家希望自己的作品流傳后世，最好的方式那就是讓這些作品歸屬于國家博物館這樣一個永久性收藏的機構(gòu)。就山東而言，不少已故優(yōu)秀藝術(shù)家的作品散落在民間，后人想要研究他們的藝術(shù)很困難，這是我們的遺憾。博物館新館目前還有很大的空間，希望通過社會各界的努力把近現(xiàn)代特別是山東地區(qū)的一些名家的作品收納進來，豐富山東的文化事業(yè)。”

難忘恩師于希寧

那是1969年10月，一直很想跟于希寧先生學畫畫的我，經(jīng)楊文仁介紹第一次到了先生家里，激動不已地向著先生鞠了一躬。因為那時，收徒屬于封建思想，是不允許的，是會被批判的，我只能是偷偷地鞠躬，算是拜師“儀式”了。對于老我心存敬畏，老師在案子上作畫時，我站在身后連大氣都不敢喘，目不轉(zhuǎn)睛地看著老師如何調(diào)墨、用色、運筆。當老師畫完一幅梅花時，便掛到墻上讓我欣賞，隨后便讓我臨摩。我不敢在老師的案子上臨，便在磚地上鋪一張報紙，蹲在地上一筆一筆地臨摩起來。有時將梅花借回家晚上繼續(xù)臨，一臨就是四五遍。第二天一大早又騎自行車給老師送去。

上世紀70年代初，于老受到批判，幾乎沒有人敢和他接近，跟他走得近的人一旦被發(fā)現(xiàn)就會被批斗。他身邊只有老伴郎師母陪伴，這種情況下，我經(jīng)常幫助老師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兒。冬天快到了，老師家的蜂窩煤還沒拉。這是個力氣活兒，于老和老伴都犯愁。我說：“我去！”于是早晨四點就起床蹬上三輪車到位于四里山的煤店排隊，排上隊，裝上滿滿一車煤，一個人向著老師在山東藝專的宿舍拉去。從四里山到山東藝專途經(jīng)從工學院到山師大的慢上坡路，我拉著一車煤吃力地向前拱著，雖說是冬天，卻是渾身是汗，等拉到老師家時，已是中午十二點了。于老望著滿頭大汗的我，一邊拿毛巾為我擦汗，一邊心疼地說：“累了吧！快坐下休息會兒。”沒想到，這事被人舉報了，一回到單位，就受到了造反派的批斗：“尹延新沒有站到無產(chǎn)階級立場上，而是站到了資產(chǎn)階級立場上，幫于希寧拉蜂窩煤就是鐵證！”

記得有一個周我因為忙于“革命工作”沒有到老師家里去。于老便打電話，在電話里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小尹，怎么這么長時間沒到我家來了？是不是革命工作太忙了？”我知道老師一定是遇到難處了，一問才知道，老師家沒有生爐子的劈柴了。于是趕緊向單位請假，帶上買木柴的購物本到煤店買木柴。送下劈柴才發(fā)現(xiàn)老師家連個白菜葉也沒有了，便又急忙到市場為老師買青菜。老師不善言辭，沒有多少感謝的話。他慈祥地望望我說：“小尹，歇一會，我教你畫梅花。”畫完后，看到我喜歡得不得了，便說：“這張送你吧！”我十分高興。其實，在那個時候，畫并沒有什么價值，特別是像老師的畫，不小心讓人發(fā)現(xiàn)了，還會引火燒身。我是出于真心的喜歡。一次，我同老師一起談畫，老師談到高興時，提筆寫竹相送，題跋為：“一九七四年初春與延新同志談畫講法寫此。”在那個年代，人與人的稱謂一律叫同志。

有一次，黑伯龍先生見到我時說：“小尹，于老可欣賞你了，我們在一起聊天，于老說，現(xiàn)在人家都躲著我們，可濟南有個姓尹的小青年卻主動趕著找我學畫，說你有出息呢！”我當時聽了備受鼓舞，常常拿著自己的臨摩畫去找老師看，于老看著我的畫常常高興地喊老伴過來一起看：“你看你看，小尹畫的葡萄好不？”因為我畫的葡萄粒小了一些，于老說：“噢，你這是畫的野葡萄。”我知道自己將葡萄粒畫小了就說：“老師我是不是畫小了？”于老說：“是呀，應(yīng)該畫葡萄園里的葡萄啊！”

老師平常早餐喜歡吃火燒，每到早晨，師母早早地將火燒放到蜂窩煤爐下烤好，夾上肉松，與一杯牛奶一起端到老師面前，老師總是吃得津津有味。中秋節(jié)到了，于老打電話給我：“小尹呀，你來我家吃月餅吧？”我下班后趕到老師家。這時，老師站起身，小心翼翼地解開系著紙繩的月餅盒，用一把小刀切下一大塊月餅讓我吃。于老還將自己精心書寫的一幅有著黃庭堅風格的行書送給了我。這是毛主席的一首《登廬山》詩：“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云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園里可耕田？”這幅書法誰見了都說好，幾次有人意欲出高價收購收藏，我都婉拒了。因為于老贈給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昭示著自己與老師的深厚感情，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于老畫畫前總是用小碗調(diào)上半碗淡墨，然后將毛筆放在里面浸泡。他說：“畫畫時一定要將毛筆浸泡淡墨，然后再調(diào)重墨，這樣畫出來的畫筆腹和筆根處墨色豐富。”1974年，北京飯店邀請一批畫家作畫。黃永玉畫了一幅睜一只眼閉一只的貓頭鷹，被指為“對社會主義不滿”；李苦禪畫了一幅殘荷，上有八朵荷花，被指為諷刺“八塊樣板戲；”陳大羽畫了一幅只有尾巴的大公雞，被指為“與社會主義斗得只剩下一根毛了還在掙扎；”當時，于老作了一幅紅梅，雖說沒有引來非議，卻也是受驚不小，連忙打電話給我，用有些顫抖的聲音說：“小尹，你趕快……趕快將前天拿去臨摩的那張白芍藥畫拿回來，要趕快。”我急忙趕到老師家里，于老有點神秘地小聲說：“北京現(xiàn)在開始批黑畫了！”后來，于老說起這事時說，當時主要是擔心給年輕的學生帶來危險，影響學生的前途。

有一次，于老突然犯了心臟病。師母焦急萬分，記不清藥放在什么地方，滿屋子尋覓，終于在一個罐子里找出僅剩的一片藥，讓于老吃上，萬幸！終于得救一命。我前往探望老師時，于老擺著手說：“小尹，沒事了。”經(jīng)歷這次事件后，我去老師家明顯多了起來，老師和師母平時不僅需要有人照顧生活，還渴望有人和他們說說話。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于老在家門口貼了一張紙條：“因大夫囑咐需要休息，暫不接待客人。”但是，我卻是可以隨時去拜訪老師，于老喜歡聽學生向自己講一些社會上的軼聞趣事，經(jīng)常樂得嘻嘻地笑個不停。每逢我走的時候，他總是囑咐上一句：“小尹，常過來呀！”如今老人遠去已過三載，但這句話卻時常響起在我的耳邊。

尹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