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履生
黃致陽是一位有內涵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也是一位有氣質的中國當代藝術家,還是一位具有學究氣的中國當代藝術家。
黃致陽的這些品質來自于他在臺灣所受到的基礎教育,他擁有的知識以及對文化的理解和對文化問題的興趣,使得他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了比較獨特的多元方式。盡管他像很多當代藝術家一樣游離在水墨、裝置、影像等多媒材之間,但是,他的所思所想卻以特立獨行的路線無不表現(xiàn)出文化性的追求,在藝術的本體上煥發(fā)出時代的神采。他努力探尋藝術中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甚至在哲學和宗教問題上糾纏,不惜以犧牲審美為代價。因此,他的藝術方式在語言方面的表現(xiàn)呈現(xiàn)出多元化和階段性的特點。
對于一位藝術家來說,建構、發(fā)現(xiàn)、重構個人的藝術語言體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體現(xiàn)出藝術的核心價值,或許會成為畢生的追求。所謂的“衰年變法”就是這種一以貫之的努力。繪畫或藝術的語言體系在黃致陽那里,從平面的水墨到空間的裝置,從水墨的境界到色彩的世界,從現(xiàn)實的“產房”到虛幻的《祥獸》,從意想的《巢穴》到具象的《地衣》,其捉摸不定的變化,包括在審美體驗上的異常,只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它們的趨同。這種在語言方面的跳躍性,更多地反映的是他內心的活動,讓人們難以預測他接下來想什么,還想干什么。由精神世界出發(fā),黃致陽在藝術觀念上的表達正是以這種語言的跳躍性,來構建屬于他自己的“當代”。
多年來,黃致陽在其作品中一直提示人們他對符號所持有的特別興趣,并變換著方式向人們展示他與觀念連接的各種符號。他從創(chuàng)造一個符號單元開始,構建他藝術中豐富的符號擴展,而他的這一符號也不是一種唯一的特性,他依然在多種符號的構建中表現(xiàn)出多元的藝術特點。《千靈顯》系列中的符號組合,不管是“山靈”還是“游聚”,所表現(xiàn)出來的組合中的規(guī)律性的趣味,其理性的表達正吻合了黃致陽的性格特點—其嚴謹處像哲學家的思辨。他不斷玩弄這種繪畫中的趣味表達,還通過像《戀人絮語》系列中的另外的方式,把符號視作構成人的機體結構的形象單元,使得符號與構成在形體的范圍內呈現(xiàn)出一種規(guī)律性的趣味。同時,他以這種趣味所帶來的黑白關系,表現(xiàn)了超強的繪畫表現(xiàn)能力。與之不同的是,在《形》系列中,他以一種筆法構建的形象符號,大到整體的造型,小到造型構成中的一個局部,同樣可以擴展到《北京生物》系列之中,同樣可以成為《花非花》的基本元素,其相似的符號性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形象單元,卻在隨意而安的繪制過程中表現(xiàn)出符號的特征。他說:“從一點一滴開始累積自己的繪畫記號和符碼,探索自己所謂的空間、圖示、形式,無所不企及地跟外界、社會、環(huán)境對應的狀態(tài)下來完成這個事情。”因此,累積符號與強化符號就成了黃致陽繪畫中的一個特色。
黃致陽沒有滿足于在平面中建構符號的趣味性表現(xiàn),因此,他沒有止步于僅僅是平面的訴求。他幾乎是用同樣的觀念將這種符號的構成運用到大理石上,并在裝置的空間關系中表現(xiàn)與社會和環(huán)境的關系。他根據石頭的外形去精確地計算線條的走向,當這些線條構成與石頭外形相關的空間關系時,同樣是在規(guī)律性中表現(xiàn)出了這種規(guī)律性的趣味。黃致陽像空間工程師一樣既把握個體,又在精心布局整體的空間,這之中他所表現(xiàn)出的對空間的興趣也成為他藝術特色的一個方面。
與之相關的是,黃致陽不斷地在哲學層面上思考,使得他的藝術充盈著文化的血脈,散發(fā)著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學究氣。他關注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過程,在各種糾結的邏輯關系中尋求藝術表現(xiàn)上的平衡,并在享受過程中適時把握過程中的變化,主導其預設的觀念表達。因此,他帶給我們的最終成品也在暗示著過程對于藝術的重要性。
黃致陽藝術中多元的思考與多樣的表現(xiàn),讓我們看到這位來自臺灣的藝術家在當代藝術創(chuàng)作方面所表現(xiàn)出來的創(chuàng)造性,而深藏其間的藝術素質和文化血緣則非常容易讓人們聯(lián)系到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臺灣現(xiàn)代藝術運動,以及大陸改革開放后出現(xiàn)的“85美術新潮”。中國當代藝術在21世紀初期借助藝術市場和新興傳媒的力量,用很短的時間完成了地位攀升和大眾普及,但是,公眾的接受和理解以及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讓中國當代藝術一直在糾結中前行,社會更在糾結中觀望。如今兩岸關系中出現(xiàn)的文化的先期匯流,包括黃致陽客居北京,都為中國當代藝術帶來了新的氣象,黃致陽的意義或許也表現(xiàn)在這里。
201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