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書法作品

匡時10秋拍將呈現(xiàn)三件王鐸傳世經典之作，分別為《雒州香山作》、《宿江上作詩軸》、《臨王獻之鄱陽帖》，均為日本最早研究王鐸的專家，日本“明清調”書派的創(chuàng)始人村上三島先生所藏。

王鐸作為晚明清初的行草書大師，因“貳臣”罪名之遮蔽，死后沉寂了近三百年。中國素有“人品即書品”非書法標準之評說，然而這對于一個可以為書法不惜“沉心驅智，割情斷欲……欽食夢寐之”惟“所朝后日史上，好書數(shù)行也”的人來說，無疑是件殘酷的事情。然而政治的黑暗殘酷無情與藝術的主觀深情流露原本就是兩種思維模式。王鐸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舊式文人，在那樣的政治環(huán)境和文化背景下，他無力回天，在政治理想徹底破滅后一心向藝，將內心無法言說的痛苦訴諸筆墨，在筆墨的起伏騰起、酣暢恣肆中排遣失意、壓抑、頹喪的情懷。

《雒州香山作詩軸》作于1640年，被后人視之為王鐸的傳世經典佳制，也是一件把“漲墨法”運用的爐火純情的代表作之一。此作在標舉“獨宗羲、獻”的同時，以抒情大寫意的筆墨，極力張揚行草書瞬間視覺形式“象”的表現(xiàn)性，把一個飽受磨難、痛苦、壓抑、悔恨的文人心態(tài)之“意”宣泄的淋漓盡致。《雒州香山作詩軸》在用筆上取“二王”平和圓潤的筆法為圓轉寓方折、澀遲寓暢達、渾厚寓舒展、秀潤寓剛健，字字連綿一筆到底，渾然一體相應成趣，氣勢逼人。在用墨上，他大膽地用漲墨入手，任墨色由濃墨洇墨自然地暈化粘并筆畫，然后在有節(jié)奏地行筆中，墨色漸淡、漸干、漸枯，一任天然，產生變幻莫測的線形，形成強烈的節(jié)奏感和鮮明的視覺藝術效果，由塊面與線條對比組合，增加線條的表現(xiàn)力，提高書法藝術的品味。墨色上的淋漓變化和章法上的飽滿氣勢則突出了王鐸個人對書法的理解和追求。筆意墨象使他的書法成為一種精神形式，一種意向性結構。可以說，書法作為時空拓展的精神跡化的足跡，是由筆勢、筆意、墨法和心性共同完成的。在章法上，王鐸將以往單字均勻地排列改為數(shù)字一組，通篇變化，更加集中大氣，結字欹側相生，纏繞相續(xù)，跌宕起伏，大小疏密，相映成趣，在瞬間翻騰躍蕩的態(tài)勢中，隨機應變，體無常故，形成了大起大落、對比鮮明的白疏黑密的視覺效果。其超拔于魏晉典雅蘊藉之風的郁勃激蕩之氣、驚世駭俗的藝術審美思想和對書法藝術形式美的深層開掘影響感染著后人直到當代的書法藝術家。馬宗霍《霋岳樓筆談》說：“明人草書無不縱筆以取勢者，覺斯則縱而能斂，故不極勢而勢若不盡。”觀畢此作，深知此言不虛耳。

《宿江上作詩軸》作于1645年，這一年也是王鐸降清后的第二年，王鐸此時的心情可謂是復雜萬分。此件行書軸是王鐸為其七舅陳具茨所書，讀罷此詩，不難體會王鐸當時的復雜心情。一句“一身無不可，清夢落何鄉(xiāng)。”道出了王鐸無奈、失意、空虛、頹喪的心態(tài)。一腔熱血無處投放，只好把奔騰的情感寄托在纖弱的筆管，以文人微薄之力彰顯著書法藝術的光芒。此件行草巨幅立軸筆力驚絕、氣勢磅礴，章法跳躍，表現(xiàn)了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對知識分子內心的沖撞。此作的用筆和結字都是在熟練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揮了二王和米芾的特點，章法主要以平穩(wěn)為主，但平穩(wěn)而不覺板滯，這就是王鐸行書藝術的高明之處。

《臨王獻之鄱陽帖》作于1650年，時年王鐸59歲，是一件王鐸晚年臨習之作，王鐸雖然已近花甲之年，但還是堅持臨古習古，王鐸并沒有因年高而減弱對書法的熱愛，反而更加用功的學習“二王”書法。從此件習作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一位書法大師是怎樣做臨摹功課的，即便是臨古，但他絕不是泥于古，偶出己意，雖是習古實際上是根據(jù)作者自己的理解和體悟在原來的古帖進行再一次的創(chuàng)作。

三件不同時期的作品，代表著三個不同的書法表現(xiàn)方式和三種不同的人生觀，《雒州香山作詩軸》是其將自己獨創(chuàng)的“漲墨法”運用的淋漓盡致的一件巨作，可見此時的王鐸還是對朱明王朝還抱有一絲絲幻想，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一下當局的混亂時代;《宿江上作詩軸》是王鐸降清后的第二年書的，此時的王鐸疑是“貳臣”，從他所書詩中一句“一身無不可，清夢落何鄉(xiāng)。”道出了王鐸無奈、失意、空虛、頹喪的心態(tài);《臨王獻之鄱陽帖》則是全面展現(xiàn)一位書法大師對臨帖的準確解讀，對我們也算是無限的恩賜。

以上三件作品幾乎被所有的王鐸書法作品集所收錄，特別是《雒州香山作》更是被很多人視為王鐸的代表作品，一些研究王鐸筆法、墨法的學術著作也常常以此作品舉例。可以說，這件作品不僅是王鐸的傳世名作，也是中國古代書法史上的重要名作。隨著國內藝術品市場的崛起，這樣古代名跡得以回歸祖國，不啻是書法界和收藏界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