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談起世家大族，也許會聯(lián)想到宅第豪華、軒堂大院，想到鐘鳴鼎食、玉盤珍饈。然而大不其然的是南通范氏作為中國文化史上不可忽視的詩文世家，卻四百年來安居于尋常巷陌、斜陽草樹之中。這是一個以自身的文化品質(zhì)自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清貧而高華的家族，它以四百年綿瓞不斷的詩文，以十三代高手相望、名人輩出的輝煌告訴人們，文化的薪承火繼并不靠物質(zhì)的奢靡，靠的是心靈的不斷凈化，陶鈞鼓鑄那詩意判斷的身手，留下了浩瀚而博大的精神財富。十三代詩人的賡續(xù)，蔚為中國文化史所僅見的奇跡，也同樣為世界文化史所未聞。
《南通范氏詩文世家》一書的面世，不只說明了中國文化傳承以家族為系脈的積層性發(fā)展規(guī)律，同時也從家族外延聯(lián)姻的其他文化家族所構(gòu)成的更為廣大深厚的文明傳承體系。理解這一點至關(guān)重要。因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僅存的沒有變種的古文明大族。他的人口眾多、生生不息，無疑不易為世界其他強悍的種族消滅。他的不朽屏障是喜馬拉雅山和大海加上人工的長城，這在古代是保持故國社稷不遷的重要因素，和朝代的更替無關(guān)。而在此中安其居、樂其俗的人群社會必有我們民族文化的載體，這載體除去公私書院而外，便是那以文化遞傳為使命的文化家族。這其中人文的因素便起了至大的作用，中華民族之所以歷千百年而沒有泯滅，我們不能否認(rèn)從上古直至今天化入整個民族血液中的倫理觀、道德觀，譬如孝、悌、忠、信、仁、義、理、智等等。時代在進步，主要體現(xiàn)于物質(zhì)的昌明，而心靈的升華，則一直堅守著抽象繼承的法則，譬如“忠”的內(nèi)容雖因時推移，而“忠”的信念，卻遙傳著列祖列宗的遺傳基因，“信”的內(nèi)容和《禮運·大同篇》的“講信修睦”已然完全不同，而“信”的追逐，依舊是今天中國人為人處世的不二原則。今天每捧讀古人詩文，不一定情隨事遷、無動于衷的根本原因是蘇格拉底所謂“美的共同性”，不因歲月的遷流而失去它原創(chuàng)時的光芒。“風(fēng)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文天祥語）一語，是我們?yōu)g覽古籍時的通感。
《南通范氏詩文世家》一書的整理裒輯工作，實際上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漫長歲月，肇其始者是我的曾祖父范伯子先生，那是光緒二十年間的事。彼時伯子先生從游吳摯父先生于冀州，伯子羸弱病發(fā)，而當(dāng)時正論列李白詩，并教導(dǎo)摯父先生的兒子吳闿生，先曾祖母姚倚云勸他：“子不嘗欲論次家集以問張（濂卿）、吳（摯父）乎？張則遠且沒矣，吳幸而近在，而子又多病，人事何可知歟？論古人何如論家集乎？”伯子先生甚以為然，便開始整理家集，廢百事而為之，吳汝論先生十分賞贊伯子先生的決定。以吳汝論當(dāng)時的地位，固學(xué)界之司命，而且博雅睿識，共為天下所欽服。他對南通范氏之家世與文學(xué)成就，了如指掌，對伯子先生說：你的先人“蓋出文正、忠宣，世次不相續(xù)，其始有家于通州者曰盛甫公，盛甫生均用，均用生廷鎮(zhèn)，廷鎮(zhèn)生秉深，秉深生禹跡，禹跡諱九州，始以名德重于鄉(xiāng)里。禹跡公子曰介石公，諱希顏，始為名諸生，介石公之子諱應(yīng)龍，字云從，以明經(jīng)高第拜慶云令”。（見曾克耑《海內(nèi)詩世家》）而伯子先生所藏先祖手稿中，范應(yīng)龍的作品屬于最早的一人，如果從我上溯，應(yīng)為我的十二世祖，在范應(yīng)龍以前，必然有擅詩者，但他們的作品都消失于歷史的煙塵之中了。《南通范氏詩文世家》從范應(yīng)龍開始，應(yīng)在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左右，距今四百四十余年。這四百四十多年中，南通范氏以詩文傳家未曾中輟，而且詩文集世次相續(xù)不斷，則是中國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奇跡。
既稱“詩文世家”，它的先決條件是必須大師相望，名家輩出，滂沛成氣，而不僅僅是“詩書繼世長”，只出鋀釘小儒的家族。這里只需舉其犖犖大者，便足見南通范氏之為詩文世家之不妄。明末，我的十一世祖范鳳翼于吏部拜天官郎，他的道德文章為天下士所景仰，有明末英烈史可法的《范公論》為證，他在文中備極贊頌范鳳翼，文曰：“天之生賢人、君子，固以為社稷蒼生之庇。其用之大者，莫如以一君子為眾君子之津梁，則太蒙范公（范鳳翼）之在吏部是也。”這是指萬歷三十八年范鳳翼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時，閹黨勢炎，而鳳翼公以其睿識膽略，首先推選顧憲成、高攀龍等士林清流為朝政大吏，于是天下震動，史可法則稱贊范鳳翼的英姿杰識，謂“士之附之亦誠百物之于麟鳳”，史可法是一位秉心至公而載筆不阿的大丈夫，他的評價重于鼎鼐，斷非浮言。當(dāng)時的文豪董其昌則盛贊范鳳翼詩，“吏部文章真不朽，龍圖憂樂本同參”，則將范鳳翼比列宋之名臣包拯，這確非虛譽。董其昌時時懷念當(dāng)他被貶抑離京，朝中奸佞猶落井下石時，獨“異羽（范鳳翼）在天曹（時范鳳翼拜吏部天官郎）違眾援之，不遺余力，予得無溺，蓋其直道任事每每如此，恒懷知己之感”。范鳳翼對名士之呵護，真有孟子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至我的十世祖范國祿，則名噪文壇，與同時士林翹楚孔尚任、王士禛為至交，詩文唱和，為清初文化之一大景觀。
高祖范如松，不僅詩文彪炳于史，實為范氏詩文世家關(guān)鍵性人物，上承八代詩人之高風(fēng)，下啟范氏詩文鼎盛之局面，因為他教子有方，伯子、仲林、秋門三子皆以詩文聞于晚清，有“通州三范”之目。曾祖范當(dāng)世伯子先生為同治、光緒朝詩壇領(lǐng)袖，其詩文成就可稱通州范氏詩文世家光輝的峰巔，馳逸絕塵，為明末以降二百五十年來所未有。晚清、近世碩彥高儒早有定評，茲錄數(shù)則，以見一斑：
陳散原論伯子詩之大氣象，發(fā)出如此的慨嘆：“蒼然放塊之氣，更往復(fù)盤紆以留之。蓋于太白、魯直兩家通郵置驛。”（《三百止遺》序）這是講范伯子的詩能和唐、宋大家李太白、黃庭堅相伯仲。曾克耑激賞伯子詩，有云：“覃及勝清之末肯堂先生（范伯子）卓然起江海之交，憂國憤時，發(fā)而為歌詩，震蕩翕辟，沉郁悲壯，跡接李杜，平視坡谷，縱橫七百年間無與敵焉，洵近古以來不朽之作也”。（《晚清四十家詩鈔·序》）最切中肯綮之評價當(dāng)屬吳汝論，“文之道，莫大乎自然，莫妙于沉隱，無錯（范伯子）中年到此，則天下文章其在通州呼”。他看到伯子先生《武昌張先生（張濂卿）七十壽言》一文甚至發(fā)出如此嘆喟：“直當(dāng)比方歐公（歐陽修）而上之，非千年以內(nèi)物，曾公（曾國藩）及濂公（張濂卿）最工之作不過如斯。”（《范伯子文集附家書三》轉(zhuǎn)述）引述至此，范伯子詩文在晚清的地位聲威當(dāng)然是毋庸置疑的。
南通范氏之詩縱覽之，不作無病呻吟之語，不為刻紅剪翠之句，亦未見喁喁鬼唱之詩。大凡范氏作手，往往挾雄風(fēng)以長驅(qū)，進則有豪俠氣，退則有高士氣，而儒家經(jīng)世、禪家感悟、道家睿語，皆若散花之近維摩，不著痕跡。世之評范氏詩文世家者，不維評詩，兼評品節(jié)，高風(fēng)起于海澨，噌吰振于澒洞。有國魂在，有詩靈在，有家山風(fēng)物、故人情懷，四百年中，南通范氏是以詩意融于人生的典范。
尊敬的季羨林先生為《南通范氏詩文世家》一書的題詞是：“宏文偉制，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矣。”我國卓越的詩史研究家錢仲聯(lián)先生則專為此書作序，他說：“清代惜抱（姚鼐）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傳未絕，南通范氏其執(zhí)吟壇牛耳者哉。”又說：“南通范氏既高據(jù)詩界昆侖之巔，其一家之世業(yè)撰則又不止于詩也。”錢先生和我緣慳一面，唯去歲先生九十五歲誕辰時曾奉一詩一畫為賀，于電話中曾聞先生吳語，本擬俟《世家》一書出版后奉帙赴蘇州專訪，詎料先生遽然辭世，則先生之《南通范氏詩文世家序》為其平生著述之最后一文。自范鳳翼與錢牧齋為莫逆，四百年來，錢、范兩家，情深如此，亦足載于文苑史籍以為美談。
通州范氏以對科場仕途之不戀，十三代中朝廷高官僅一見；州縣小吏亦不多，即為官亦極清廉。所以范伯子曾有詩云：“人言詩必窮而工，知窮工詩詩工窮。我窮遂無地可入，我詩遂有天能通。”范氏之窮，君子固窮也；非不能富，辭富而安貧也。故家風(fēng)高秀，迥乎塵俗。通州范氏故宅位于城北，有唐代光孝塔在側(cè)，清風(fēng)夜鈴，古趣未遠。庭院殊小，盈數(shù)丈而已，有明代古井一口，水清冽沁人，以研墨，色澤煥然。家翁范子愚先生曾經(jīng)笑談：“我家風(fēng)水好，有文曲星高照，唐塔為筆、院井為硯，豈不宜有大塊文章？”歷經(jīng)四百五十年，朝代遞嬗，歲月遷流，其間兵燹、動亂頻仍，文人世家唯數(shù)千冊線裝書幸免于難，曝書之日，乃見我家十三代詩文書籍、手稿秩然猶存，這真是對我最大的慰藉。撫卷感喟，有不可盡言者。一日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長王亞民先生攜《范伯子詩集》來，謂劉夢溪先生所贈。我說：“真是天下奇巧，這是我曾祖父的詩。”乃拿出所藏盈箱先世詩文。王亞民說：“這是文苑奇跡，何不出版？這正是弘揚中華民族先進文化的最佳范例。”時隔三年，其間編校人員的苦辛可知，今天終于看到這洋洋廿一冊的巨著問世，我的感動是難以言表的。我相信，南通范氏的詩文必將覃敷于海內(nèi)，流播而靡窮，這不僅是范氏之幸，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大幸。
（《南通范氏詩文世家》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