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7年成立以來，北京畫院秉承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創(chuàng)作、研究、教學”三大功能定位，為20世紀與新時代中國美術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生動呈現(xiàn)出20世紀中國美術進程與北京畫院發(fā)展歷史，記錄北京畫院老一輩藝術家的珍貴影像、歷史記憶與藝術思想，北京畫院與藝術中國聯(lián)合推出“時代記藝——北京畫院老畫家訪談錄系列”。本期，我們推出北京畫院原藝術委員會副主任、畫家閆振鐸的訪談。

文 | 許柏成

依據(jù)漢語詞典的釋義，“鐸”乃指“懸有舌之大鈴”。古昔宣政布令之時，便振鐸以警眾。“振鐸”一詞，則寓意振響的鐘聲，比擬為激昂之聲，象征鼓舞人心之事物，也謂指執(zhí)教傳道之責。藝術家閆振鐸先生，雖未在上世紀70年代承詹建俊先生之邀約，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第三工作室，然而他在藝術道路上的特立獨行，藝術觀點上的秉公直言與振聾發(fā)聵，在中國美術界留下了生動而深刻的印象。

閆振鐸天性好奇，童年時曾玩拆抗日戰(zhàn)爭時期遺留的炸彈，不慎左臂受損，算命先生說“胳膊丟了，命立住了”。的確，此變故未在其心中留下陰霾，反而更顯陽光、完整與坦蕩。他對自身要求嚴苛，生活獨立，學業(yè)亦是全優(yōu)。初中畢業(yè)之際，陪友赴北京藝術師范附中入學考試，竟意外名列前茅，由此踏上了追尋藝術的道路。

在北京藝術師范學院求學期間，閆振鐸遇到了吳冠中先生。吳先生對于“什么才是藝術”的真知灼見，對年輕的閆振鐸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至今他仍清晰記得吳先生帶領同學們在故宮博物院授課的情景，那堂課點亮了他內(nèi)心對藝術的認知，引領他步入藝術美的神圣殿堂。自此，他深知藝術非止于寫實，應有更高之追求，這個方向貫穿于其藝術生命的血脈之中。

上世紀70年代閻振鐸在寫生途中 （資料提供：閆博）

1967年，閆振鐸畢業(yè)后被分配至北京美術公司。北京美術公司優(yōu)渥的創(chuàng)作條件讓他遍訪名山大川，積累了豐富的寫生與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在客觀物象與主觀追求之間，他不斷探索著自己的藝術方向。1970年代末期，他與龐均、曹達立、王路等好友，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及中山公園水榭成功舉辦了兩場油畫展覽（首次為四人寫生展，次展則匯聚了老一輩及中青年畫家共四十余人），并順勢創(chuàng)立了北京油畫研究會——這是首個由藝術家自發(fā)組織的群眾性油畫研究學術團體，閆振鐸擔任干事長，學會活動一直延續(xù)至1980年代中期。

北京油畫研究會第二回展中部分參展畫家合影，右起第三位為閆振鐸 （資料提供：閆博）

1979年，閆振鐸調(diào)入北京畫院，歷任油雕工作室副主任、主任及藝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在此，他得以更加專注于創(chuàng)作與對中國油畫藝術的深入思考。他認為，中國藝術的發(fā)展應始終堅守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在借鑒吸收西方藝術精華的同時，展現(xiàn)出中華民族獨特的審美取向與感受特性。具體如何實踐，每位藝術家都應傾聽內(nèi)心的聲音，尊重自己的藝術追求。

閆振鐸先生在工作室創(chuàng)作中

閆振鐸幽默地說，藝術評論家常因他藝術追求和風格的多變而難以定位。他淡然回應：“風格是投在地上的影子，我只管走路。每一件作品就像路上的每一步，既要千方百計，更要誠心誠意。水平不高的風格就是雜耍，我要水平，風格順其自然。”他認為，藝術家應廣開耳目，尊重自我。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我們所見所感皆會發(fā)生變化。藝術本就應是流動的、變化的，它源自內(nèi)心最本質(zhì)的觸動與表達。

閆振鐸先生部分作品：

閆振鐸 《麗江之夜》 1977年 布面油畫 50cm×73cm

閆振鐸 《中山公園荷塘寫生》 1978年 布面油畫 75cm×56cm

閆振鐸 《自畫像》 1997年 布面油畫 73cm×60cm

閆振鐸 《塬—信天游》 2002年 布面油畫 320cm×800cm 中山公園音樂堂藏

閆振鐸《人和大樹》 2007年 布面油畫 145cm×97cm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閆振鐸《高山流水》系列之一、二、三 2014-2018年布面巖彩 320cm×250cm×3

閆振鐸《五行》 2023年 綜合材料 240×40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