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

今年春，老同學楊飛云叫我給學員示范畫寫生，特意賞我使用帶天窗的畫室。帶天窗的畫室，究竟不同，自上而下的光罩在畫布上，仿佛就能畫得好一點似的。畫完了，同學們要我接著畫，我應承了，不料接二連三畫到今秋。畫室租金，老同學不肯收的，交換條件是在這里辦展覽，我猶豫半晌，也只好應承了。現(xiàn)在這些毫無意義的畫可以掛上墻給我自己看看，照規(guī)矩，先得謝謝主辦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謝謝油畫院院長楊飛云。

這些畫大致分成三類：一類延續(xù)我在紐約玩弄的老花樣，攤幾本畫冊，畫寫生；一類是人體或肖像，老實規(guī)矩，仍如初學時，導師就是我自己；再一類是帶學生出外畫農(nóng)民，統(tǒng)稱“下生活”，屬于革命年代落下的病，近年重拾故技，我愿攀比的對象，仍是當年的我自己——這本畫集的排版以作畫年份為順序，大約可以看出我的畫由稀少而漸多，也看出我的手怎樣由荒疏而稍許熟練。

為什么還在畫這些無聊的玩意兒呢？一半出于謙卑，因我從未確信自己把握繪畫的法度；一半，說實話吧，其實是驕傲。“文革”期間，所有畫家惟恐發(fā)表的創(chuàng)作不“革命”，現(xiàn)如今，又看見大家只怕手上的把戲不“當代”：真的革命畫，真的當代藝術，我都佩服的，可是眾人趨附的事，斜眼看去，我總不熱心。如今，總算活到下筆畫畫不存意圖的年歲了，回頭想想，十幾歲時初學油畫的憨傻而專注，最是金不換。近年雖說畫得少，卻是了無掛礙，一筆筆退回初學時代的好心思，畫畫人像和靜物，等于進了考前班——前些天，我瞧見中央美院周圍停著幾輛考前班的面包車，車身刷著大標語：“培養(yǎng)未來的大師”，我這獨自開張的考前班，宗旨正相反：“回到過去，當個學習油畫的初中生”。

回國定居，轉眼十年了：寫得太多，畫得太少。荒在學院的六年固然一事無成，但我不想推說是無效的教學耽誤畫畫；出版的集子居然能有讀者，但我心里清楚，這類雜耍不抵償本業(yè)的荒疏，而我就此變成兩個人，同時在做兩件事：幾乎每周，我被各種稿約引向陌生而犯忌的話題，在恩準的尺度內(nèi)，口無遮攔；同時，偷得半日，立刻關起門來悶頭畫畫，循規(guī)而蹈矩。我得承認，書寫、言說，令我獲得繪畫從未給予的快意，而當閉嘴描畫時，我再三慶幸畫畫比我所能想象的幸福，更幸福。這是我從未有過的經(jīng)驗：當我在寫作的歧路上越走越遠，回看小小美術圈的開幕閉幕，就心想，什么事至于這等興奮呢？可是在廁所里審看新書的校樣時——全是字，那么多字——忽然深感羞愧，想起以賽亞? 柏林信奉的銘言：“不要有太多的熱忱”。

人不免有外向或內(nèi)斂的天性吧，寫寫畫畫，是在均衡這天性，抑或是一種我目前尚未了解的沖突？而繪畫與寫作的功效，比我想象的更差。前者是享樂的，自私的；后者似乎迎向公眾，并被賦予曖昧的責任。在凌亂的寫作或講演中，我不愿，很少談及藝術——眼下的空間能夠誠實而良性地談論藝術嗎——獨自畫畫時，我卻像個從未寫作的人，一味自私，專心致志。我知道這些畫不外是重復的練習，我知道老朋友期待有一天我會畫出新的“創(chuàng)作”，但我并不為此焦慮，也不知道何以不感到焦慮。現(xiàn)在這些畫掛起來了，我發(fā)現(xiàn)自己從未度過這般歧異而分裂的十年。

兩小時前，我還在黃昏的微光下描繪模特的腳趾。時間、精力與視力，被寫作支離損耗了，我的抽屜寄存著好幾副備用的花鏡與散光鏡。可疑的是，我常毫無誠意地反悔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樣下去，會怎樣呢？一群人對我說：寫吧，等你的新書，另一群人懇求我，以至警告：快回到畫室去！有時我會默然聽取，仿佛做了錯事，有時，充耳不聞。寫作使我藐視畫畫：瞧那股匠氣，那點可憐的好奇心與歸屬感；畫畫卻一聲不響提醒我，文字——至少，我的文字——被假想而夸張的影響，何其虛妄，惟凝結的顏料是真實的，可觸摸的。每天，媒體與稿約會尋過來，我申說繁忙，借以推脫，其實不過是躲在畫室里抽煙。現(xiàn)在這份展覽等于公布了我的隱私：諸位看見什么稀罕的把戲嗎？沒有。我只是在畫畫。

2010年10月18日

寫在北京畫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