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收藏都是富商巨賈、文人雅士的癖好，除去耗資亦是耗神。耗資得到的是財富濃縮，耗神則是一種奢侈的精神享受，比如著書立說，最終會留下一份文化遺產(chǎn)。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的《考古圖》、趙明誠和李清照的《金石錄》;明代屠隆的《文具雅編》、董其昌的《骨董十三說》、文震亨的《長物志》等，都是收藏史上的皇皇巨著。

可惜古人講究秘藏。由于文化原因及歷史上頻發(fā)的戰(zhàn)亂，中國人講究收藏秘不示人，“秘藏”成為中國人的收藏傳統(tǒng)。盡管中國人有規(guī)模有系統(tǒng)的收藏歷史已逾千年，但中國人辦博物館卻晚于歐洲一個半世紀——直到1905年，張謇才籌建了中國第一家博物館——南通博物苑。但它比后來的故宮博物院還早20年。

那以后，中國陷入動亂，民不聊生，外強的欺辱和掠奪，使中國文物以“奔涌之勢”外流，直至新中國成立。抗日戰(zhàn)爭期間，故宮博物院為躲避戰(zhàn)火，13000余箱文物從故宮神武門起程，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三路輾轉(zhuǎn)，跨越兩萬里，歷十四年光陰，最終一分為二，一半在臺灣，一半在大陸。

我記事起文物已成為“神”，謹供供奉而令人敬而遠之。十年浩劫讓我目睹了人們對文物的仇恨，打碎砸爛，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人與物為何那么大仇恨?正是這個長久纏繞的疑問，讓我關注文物，悄悄搜集。那時沒有收藏意識，只是把人家不要的東西撿回，有空時想想我們與古人器物之間有何不同，有何可以溝通。

一切都是年齡幫的忙。我11歲“文革”開始，21歲“文革”結束，比我年長者遭遇浩劫，心有余悸;比我年幼者，此時未能成人，只喜新不喜舊。改革開放之初，倍感壓抑的人們努力奔向新生活，而我收藏的黃金時代正式開始，大約有15年的時間，文物一直在谷底徘徊，直至1993年拍賣公司出現(xiàn)。那段日子，文物是個白菜價，甚至沒有價錢。大部分人都急于變現(xiàn)，幾元錢買個官窯瓷器，今天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譚。那時的中國積貧積弱，戰(zhàn)爭加運動已逾150年，少有人有心對祖宗的文化遺產(chǎn)感興趣，而我在一片富饒的海灘上盡情拾貝。

這就是觀復博物館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1992年，我開始辦展覽，“炫耀”收藏，繼而申請籌辦觀復博物館，可惜那時條件不成熟，拖后四年。1996年10月，觀復博物館終獲批準，成為新中國第一家具有法人資格向社會開放的民辦博物館，至今已16年矣。

16年來，觀復博物館由小及大，由設在北京的觀復博物館發(fā)展到在杭州、廈門、哈爾濱各開設了地方館，面積由300平方米到目前的總面積1萬平方米。幾年來，觀復博物館每年接待觀眾逾百萬，社會影響力逐步加大。我們希望觀復博物館在未來至少有10家地方館，每年觀眾達千萬。

我由一個個人的樂趣開始收藏，由一個個人的好奇開始研究，至今著書若干種，發(fā)行數(shù)百萬，全依賴趕上了一個好時候。我們進入了一個媒體時代，文化的廣泛傳播依賴現(xiàn)代媒體;我們進入了一個小康時代，百姓們除去物質(zhì)需求開始強調(diào)精神需求;我們進入了一個文化復興的時代，百余年對文化的蔑視讓我們覺醒，知道了文化是生產(chǎn)力，尤其傳統(tǒng)文化是中國人最強大的生存動力。我不比前人強，尤其不如前輩王世襄、朱家溍等先生家學淵博、文化深厚，只是我比他們運氣好，又抓住了這個時機。這讓樂趣逐漸演化為一種社會責任，辦博物館只是責任的具體體現(xiàn)，任重而道遠。

(作者為觀復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