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奢侈品牌贊助的《資本論》朗讀活動，充斥了中國藝術家的肯尼亞國家館，在廢棄的天主教堂中誕生的清真寺，被烏克蘭藝術家占領的俄羅斯國家館……
5月9日至11月22日，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正式對公眾開放。今年的雙年展主題為“全世界的未來”，總策展人奧奎·恩威佐試圖通過展覽聚焦后現代資本主義下人們的生存處境。在6個半月的展期內，他邀請到藝術家在主題展的核心位置朗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我希望做一些東西，有現實意義的，因此我想到了《資本論》，”恩威佐表示，“很少有人完整地讀過它，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憎恨它，或者引用它。”
無論這個直截了當而稍嫌宣教的表現方式能否打動人心，作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藝術事件，威尼斯雙年展正越來越成為政治和資本的交匯之地，而縱貫于本屆雙年展各場館內的事件，也確實地反映著“全世界的(權力交錯的現狀和)未來”。
參展者：卡爾·馬克思
2013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有一件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英國藝術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在墻上畫了一幅壁畫：從威尼斯的潟湖里，英國社會主義先驅威廉·莫里斯像海妖一樣升起，掀翻了百萬富翁的豪華游艇。
事實上，每年威尼斯雙年展開幕之際，這類游艇都會聚集在威尼斯的港口，延伸半英里遠，它們的擁有者則會在城里待上一陣，享受著藝術年歷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威尼斯雙年展——開幕期間的藝術盛宴和社交狂歡。
本屆雙年展，這股藝術家與資本擁有者之間的躁動氣息同樣彌漫在空氣中。本屆雙年展總策展人，奧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帶來了一件作品：馬克思的《資本論》。
從即日起至11月22日雙年展閉幕，表演者將持續(xù)地朗讀《資本論》。朗讀活動由英國藝術家電影制作人伊薩克·朱利安(Isaac Julien)主持。
“我希望做一些東西，有現實意義的，因此我想到了《資本論》，”恩威佐在接受英國《衛(wèi)報》采訪時表示，“很少有人完整地讀過它，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憎恨它，或者引用它。”
朗讀活動被安排在中心展區(qū)一個新的演出空間，伴隨其周圍的，是恩威佐稱為“注釋”的一系列活動，表現了每位藝術家各自對于《資本論》的解讀。例如，漢斯·哈克的作品《世界選舉》，讓參觀者在iPad上投票表達自己對于經濟不平等等問題的觀點;在艾薩克·朱利安的影像作品《資本》中，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wèi)·哈維和藝術家本人進行了一場對談;除此以外，還有沃克·伊文思(Walker Evans)對于大蕭條時期阿拉巴馬佃農的紀實攝影作品，以及安德烈亞斯·古爾斯基(Andreas Gursky)拍攝紐約證交所的史詩影像。
2年前那位“掀翻”豪華游艇的杰瑞米·戴勒同樣出現在藝術家名單中。他提供了一件展品，類似于亞馬遜物流中心所使用的可穿戴式設備，工作人員將他套在手臂上，該設備不僅可以記錄庫存數量，也可以跟蹤員工的動作和工作效率。將這樣一件物品懸掛在展廳中，表達了藝術家對于當下勞動者境遇的關切，對于生產方式的反思。戴勒同時在展廳里安置了一臺自動點唱機，播放一系列19世紀的工人歌曲。
“人人都將會富足，再也沒有必要去乞討……”歌手珍妮弗·里德在曼徹斯特的圖書館發(fā)掘的歌曲動人心弦，這首《1973年的預言》(很可能是1873年寫的)展示了那個時代英國棉紡工人下班后的未來暢想，“孩子，將會通過蒸氣孵化，用肉豆蔻和奶油喂養(yǎng)……”
由恩威佐策劃的主題館展覽總共邀請到來自全球53個國家的136位藝術家參展，其中包括徐冰、邱志杰、季大純、曹斐4位中國藝術家，他們也以各自的方式呈現了在中國語境下，在傳統(tǒng)與現實之間掙扎著破繭而出的關于未來的展望。
無處不在的資本
“矛盾是《資本論》的核心，”恩威佐說，“我希望雙年展不要那么華而不實，希望它更加清醒，能夠有深刻的反思。”
如果在恩威佐看來，矛盾是《資本論》的核心，那么它也必然是本屆雙年展的核心。作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藝術盛事，本屆展覽也不僅是純粹的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政治和資本的因素同樣在暗流涌動。
例如，主題館的核心活動、朱利安主持的《資本論》的朗讀，實際上是由奢侈品牌勞斯萊斯贊助的。而勞斯萊斯還為朱利安舉辦了一場奢華的派對，慶祝他的新片上映。
藝術能夠對勞動關系進行解讀，但藝術本身也可以視為一種勞動，它同樣不能跳脫資本力量的浸潤。如果馬克思今日還活著，或許他會在當代藝術世界找到有趣的材料進行分析。
事實上，“贊助”幾乎是所有藝術項目執(zhí)行過程中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展、國家館和平行展均離不開這一個部分。
例如，本次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展，其中15%由意大利文化部出資，其余部分需要靠策展人從各方爭取。
“有些人支付5萬英鎊，將他們的游船在碼頭停幾個小時，然后上岸來觀展。但是他們對于這個展覽如何能辦起來一無所知，也毫無興趣。”恩威佐對英國《金融時報》的這番表白透露出他對于資本愛恨交加的心態(tài)。
今日藝術界正經歷蓬勃發(fā)展，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大作品、大機構和大價格。“藝術界可能充斥著錢，”恩威佐說，“但很多藝術機構依然因為缺乏公眾支持而特別貧困。”
他相信，智慧的發(fā)展策略不應依賴建造宏偉的新館，或者策劃轟動的藝術展覽。“博物館的迅猛擴張并非僅僅是為了公眾利益，更加是資本的炫耀，”他說，它們往往需要滿足私人利益——贊助人、畫廊、拍賣行——而今都在藝術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們更應該捫心自問，作為公共機構的意義何在?”
除了主題展之外，88個國家館更是吸納了各大畫廊、收藏家、品牌及私人的贊助，才得以正常開展。例如，法國國家館的預算為95萬歐元，其中有30萬歐元來自法國文化部，35萬歐元來自法國文化中心，剩下的30萬歐元是由13位個人以及機構出資支持的。
據策展本次中國館的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副總經理閻東透露，中國館的場館租借費用的18萬歐元全部是由中國文化部出資的，除此以外，中國館的贊助方還包括蘋果、卡地亞等品牌，奧美、OMA、CAC等機構也是中國館的合作方。
“被恩威佐以及眾多國家館館長選中，會在當代藝術界中變得神圣，會變得更有價值。”《說話的價值》作者奧拉夫·菲爾休斯認為威尼斯雙年展對于藝術品的市場價值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對于那些外界尚不熟知的藝術家”。顯赫聲譽，加上有利可圖，或許這也是很多贊助者愿意參與其中的原因。
無論贊助者對于展覽的介入程度如何，這樣的一種合作形式的合法性問題在國內外始終受到質疑，策展人能夠在何種程度上保持獨立性也令人懷疑。
肯尼亞國家館和哥斯達黎加國家館的退出是本次雙年展中矛盾的爆發(fā)點。兩者退展的原因類似，都是因為各自國家對于展覽的資金支持力度不夠，迫使策展人尋求其他途徑集資，最終使得展覽內容超出控制，完全無法代表各自國家的藝術現狀。肯尼亞館僅有2名藝術家和肯尼亞有關，哥斯達黎加館的50名參展藝術家中僅有4位哥斯達黎加人。
來自中國的渴望
肯尼亞國家館退出威尼斯雙年展的事件在威尼斯雙年展開幕前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肯尼亞國家館的8位參展藝術家中有6位都是中國人，而他們大多數從未到過肯尼亞，作品也與肯尼亞毫無關系。4月9日，肯尼亞館總策展人Sandro Orlandi stagl、聯合策展人丁雪峰、運營方代表季曉楓，率領藝術家秦風、史金淞、李占陽、藍正輝、雙飛藝術中心代表崔紹翰，以及本次展覽的贊助方——南京國際美術展組委會執(zhí)行主席、百家湖國際文化投資集團董事長、南京利源集團董事長嚴陸根一同出現在南京，宣布本次威尼斯肯尼亞館的參展細節(jié)。這份參展名單在肯尼亞藝術界掀起了軒然大波。
“很多人并不了解，”肯尼亞藝術家邁克爾·索伊表示，“肯尼亞有很多當代藝術家可以代表國家參展，有一些生活在肯尼亞本土，也有一些生活在全球各地。”索伊在Facebook上發(fā)表了一系列圖畫作品，稱這一事件為《威尼斯之恥》。在其中一幅畫面中，一個意大利老頭和一群中國人并排站立，他們身后擠著唯一的一位爆炸頭的黑人姑娘。
事實上，早在2013年，即肯尼亞國家館首秀之際，也發(fā)生了幾乎同樣的情形。當時12位參展藝術家中僅有2位出生于肯尼亞，其余大多數是中國人，也有幾個意大利人。而當時的展覽也遭遇了一邊倒的差評。
甚至有人提出了疑問：“肯尼亞是不是通過意大利把整個藝術景觀都賣給中國了?”
最終，肯尼亞政府在多重壓力下宣布退出威尼斯雙年展，而原本的展覽也在取消了“國家館”標志之后繼續(xù)舉行。
事實上，鑒于當代藝術實際上是非常國際化的一個領域，很多國家館也會邀請到不同國籍的藝術家參展。只是，肯尼亞館作為一個極端的例子，它的參展人數比例過于懸殊了。
究其原因，肯尼亞國家館實際的操作者和代理人，長期生活工作于肯尼亞的意大利人阿曼多·坦齊尼透露說，是因為肯尼亞政府對此毫無支持，而他自掏腰包支付租借費之后，只能尋求各方贊助。(根據最終呈現的結果，似乎坦齊尼轉手將其交由其他租客了。)
而中國人的接盤，僅僅只是中國當代藝術界對于參與威尼斯雙年展極度渴望的一個縮影。
威尼斯曾經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福地。1993年，在當時意大利駐華使館文化處工作人員茀蘭的引介下，14名中國藝術家參加了當時在威尼斯雙年展“東方之路”單元的展出。1999年，那一屆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澤曼在瑞士駐中國大使烏里·希克的引路下對中國當代藝術進行了深度考察，選擇了20多位藝術家來到威尼斯，占了當年主題展參展藝術家的五分之一。最后，蔡國強憑借《威尼斯收租院》獲得了金獅獎，蔡國強的獲獎，直接帶動了國際當代藝術界的中國熱潮。也讓中國藝術家領略了威尼斯雙年展超強的“造星”能力。此后，在2005年，中國館首次登陸威尼斯雙年展，蔡國強擔任策展人，展覽主題為“處女花園”。
隨著中國當代藝術市場風生水起，中國藝術家對于威尼斯的渴望也涌動不息。特別是近些年，中國藝術家的扎堆參展已成為威尼斯雙年展的熱門話題。尚未足夠國際化的藝術家都希望通過這個平臺向世界展示自己。另一方面，就像娛樂明星去海外電影節(jié)蹭紅毯一樣，不少藝術家也希望通過參展為自己的履歷鍍金。即便無法受邀參加主題展，也希望能夠進入國家館，甚至是平行展。
本屆雙年展，除了已經退出的肯尼亞館之外，圣馬力諾館、敘利亞館、伊拉克館也有中國藝術家的作品。而與中國當代藝術有關的平行展大概有10個，包括劉小東、賈靄力、江衡個展，以及喜瑪拉雅美術館主辦的“山水社會——測繪未來”、今日美術館主辦的水墨畫展“氣韻非凡”、“一光年特別邀請展——中國繪畫劇場”等。
由于平行展等項目并不會由主辦方進行學術把關，只需要支付場地費用，因此質量也良莠不齊。
實際上，所謂“平行展”是21世紀才開始有的概念，著名藝術批評家徐子林曾就“平行展”這樣解釋過，“平行展”通常由策展人向威尼斯雙年展組委會繳納費用和場地租金，然后回國向藝術家“招商”：一種方式是藝術家的參展作品直接被投資人“免費收藏”，以抵充參展費用;另一種方式是藝術家向策展人出資參展。
在2013年第55屆威尼斯雙年展上，由策展人王林組織的平行展“未曾呈現的聲音”，共展出了150多名中國藝術家的作品，這個規(guī)模堪比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展。無怪乎，有中國藝術界人士笑稱，每年的威尼斯雙年展，都是一次中國藝術家的“占領”活動。
隨著藝術市場的風生水起，這股參與威尼斯雙年展的熱潮或許還將持續(xù)一段時間。或許，當鍍金的光澤褪去，只有真正有質量的藝術作品才能夠經歷住時間的考驗，留存下來。
少數派報告
本屆雙年展策展人奧奎·恩威佐1963年出生于尼日利亞卡拉巴爾“一個普通、資產階級的后殖民家庭”，1980年代來到紐約學習政治學，迅速陷入當時紐約“不可思議的蓬勃發(fā)展的藝術景象”。
作為威尼斯雙年展第一個來自非洲的策展人，本屆雙年展，恩威佐也帶來了最多的非洲藝術家。在主題館的136名參展藝術家中，有36位是非洲裔。他對于當前全球資本主義的環(huán)境中，少數族裔所遭受的不公更能夠感同身受，也相信通過讓更多的人發(fā)聲，能夠深入觸及問題的核心。而全球風云變幻的政治氣候，也在當下的雙年展中得到了各自的體現。
作為對俄羅斯軍事介入烏克蘭東部地區(qū)的回應，在威尼斯雙年展上，一群烏克蘭藝術家和活動家身著迷彩服，“模擬”了占領俄羅斯國家館的一幕。他們準備了一系列軍裝提供給游客，邀請他們到俄羅斯國家館一游同時將自拍照片上傳到網絡。
在這些迷彩服上，印有“休假”字樣。這兩個字諷刺了烏克蘭東部民間武裝領導人亞歷山大·扎哈爾琴科(Alexander Zakharchenko)的言論，他當時對外界宣稱俄羅斯士兵“都在休假，只是短期待在烏克蘭”。
在活動的網站上，組織者呼吁游客在威尼斯雙年展現場找到“休假代表”(#onvacation)，穿上制服，在各自選擇的“占領國”自拍，并且將其以“#onvacation”的標簽張貼到社交媒體上。據悉，活動主辦方將隨機抽取幸運兒，提供一次免費游覽克里米亞地區(qū)的機會。
而在冰島國家館中，藝術家Christoph Büchel將其場館——一個廢棄的天主教堂圣母慈悲堂——改造為一個清真寺。這個城市從未有過一個清真寺，而此舉受到了當地穆斯林社區(qū)的歡迎。然而，該清真寺計劃也打亂了威尼斯當地政府的陣腳，他們擔心這一計劃會引發(fā)伊斯蘭極端分子或反伊斯蘭極端分子的不滿，從而導致暴力行為。這一個神圣的空間似乎是在測探社會寬容的底線。
與此同時，巴基斯坦和印度將在威尼斯雙年展上分享一個展廳。印巴兩國政府的關系依然波折不斷，兩國政府也并未參與這一展覽，印度僅在2011年擁有過國家館。本次展覽由印度慈善基金會提供資助，名為“我的東方是你的西境”，在兩國各選取一位當代藝術家，在同一個空間里呈現他們的作品。
“我們覺得，還是停止互相埋怨，我們共享歷史，卻擁有分裂的今日，但我們期待著和平的未來。”Gujral基金會聯合創(chuàng)始人Feroze Gujral表示。
兩位藝術家都是各自國內的藝術明星，來自印度孟買的Shilpa Gupta曾經在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蛇形畫廊，以及美國古根海姆博物館舉辦展覽。生活工作于拉合爾的Rashid Rana也被視為當今巴基斯坦最為重要的藝術家之一。
“這是來自藝術界的聲音，”Gupta表示，“奧巴馬不久前訪問印度，觀摩了大閱兵，還談起了核武器的威力。在這種情況下，擁有一個非官方的和平夢想非常重要。”
也許，對于觀眾來說，對于整個展覽最深刻的印象是其邀請藝術家廣泛的地域性。他們來自喀麥隆、加納、剛果、尼日利亞，還有約旦、伊拉克、巴勒斯坦、敘利亞……在巨大的軍械庫的入口處，有一件直截了當的作品，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生活工作于倫敦的藝術家Adel Abdessemed在地上插滿了巨大的砍刀，仿佛是野蠻生長的花朵，又像是無法穿越的戰(zhàn)線。
而在另一個房間里，有藝術家Glenn Ligon的文字作品《藍血淤青》(Blue Blood Bruise)，這件作品回應了1966年作曲家Steve Reich的作品《給我出來》(Come Out)。后者是關于1964年紐約哈萊姆暴動的一件作品，事件起因是紐約警察執(zhí)法時打死了一名黑人少年，4000名紐約市民參與了這場持續(xù)6天的暴動，警察局和商店遭到攻擊，造成1人死亡，118人受傷，465人被捕。有6名黑人青年被指控在暴動中犯有謀殺罪，作曲家利用當時的證詞完成了這件作品。“我得切開淤青，放出一些藍色……”一位黑人青年Daniel Hamm說到，“血液會告訴他們一切……”而今，巴爾的摩暴動在4月爆發(fā)，起因又是非洲裔美國人弗雷迪·格雷被警察拘捕后死亡。出現在威尼斯雙年展上的這件作品可以被視為一件及時之作。
這些作品似乎不斷地在提示人們，暴力和紛爭從未遠離，而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沉重的心理、身體和經濟的代價，也正侵蝕著一些人的生活。種種問題遍布于世界每一個角落，也滲入在藝術的領域。
“1990年，當我剛開始引介非洲當代藝術家時，很多人提出疑問：這樣會不會太小眾了?當時，英國當代藝術家(YBA)是市場的敲門磚，而非洲藝術家在市場上限制重重。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受到了歧視，但是世人行事總有一個慣性。人們并沒有有意這么做，它只是就這樣發(fā)生著。”恩威佐說，“這并不僅是黑人面對的問題，對于女性，或者其他一些少數群體也是一樣的情況。這個社會可能為他們設定了限制。你得不斷反問：我們如何跨越它?我們如何處理它?當一個人遇到巖石的時候，應該怎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