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臨敦煌佛像》

時間：約從1941年夏至1943年春

紙本，水墨，設色，立軸

尺寸：78.6cm×52.2cm

題款：壬戌（1982年）秋孟，謹奉汝德道兄供養(yǎng)。大千弟張爰。

鈐印：張爰、大千、除壹切苦厄、摩耶精舍、不負古人告后人。

文/李永翹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是其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其整個藝術中最輝煌奪目的偉大成就之一。此幅張大千臨摹敦煌《佛像》，堪稱是張大千的一件杰作。

為了追溯中國繪畫的發(fā)展源流，1941年5月，張大千率夫人楊宛君、次子張心智，從成都動身，自費奔赴甘肅敦煌。張大千的此次敦煌之行，迎來了他人生和藝術道路上的一個最為艱巨的探索與磨礪時期，同時也為中國文化藝術掀開了一頁新的篇章。

張大千的敦煌之行，為中國文化藝術作出了偉大的貢獻。根據(jù)《張大千年譜》記，張大千在敦煌的近三年中，冒著生命危險，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種種困難，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除調(diào)查清楚了敦煌地區(qū)的石窟藝術文物分布情況之外，他還分別為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水峽口等石窟群編了號，并對各洞文物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考證、記錄，由此寫成了長達20萬字的中國第一本敦煌藝術學術專著《敦煌石室記》，同時對各個石窟群里的歷代精美壁畫進行了臨摹，共臨得十六國、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的大小壁畫共300幅左右。張大千在敦煌期間，還積極大聲呼吁，促使政府將當時無人管理、任其自生自滅的莫高窟等藝術寶庫收歸國有，由此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石窟藝術的現(xiàn)代保護與研究機構(gòu)——“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即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而張大千從敦煌回來后，又到處舉辦其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大力介紹、宣傳、弘揚了敦煌藝術，從此使敦煌和敦煌藝術廣為國人所知及世界高度矚目。

所以，張大千對于敦煌藝術的偉大功績非凡貢獻，正如其老友、中國美協(xié)原副主席葉淺予先生所說：“作為一個在藝術上已有很大成就的畫家，為了追尋六朝隋唐遺跡，不避艱辛，投荒面壁將及三載，去完成只有國家財力才能做到的事，他的大膽行動已經(jīng)超出了個人做學問的范圍。盡管后來國家組織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為保護石窟和藝術研究作了大量工作，但不能不承認張大千在這個事業(yè)上富于想象力的貢獻及其先行者的地位“（注①）！

因此，作為公認的敦煌藝術事業(yè)的先行者和集大成者，張大千及其臨摹敦煌壁畫，在中國美術史和中國文化史上都占有特別重要的位置，更是不言而喻了。

具體到張大千臨摹的這幅敦煌《佛像》上說，它呈現(xiàn)了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 此畫在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摹品中，很是稀少。

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涉及廣泛，包羅萬象，但此畫的內(nèi)容，卻甚少見。此畫繪的是早期的彌勒佛，現(xiàn)菩薩形，頭戴五方佛寶冠，眉間有白毫，慈眉善目，法相莊嚴，面露微笑，雙眼下視，身披輕妙天衣，衣上有團花圖案，胸飾瓔珞，臂戴寶釧，腕有手鐲，彩帶飛舉，高貴華麗，雙手放腹前結(jié)定印，結(jié)跏趺坐于金剛（杵）蓮花寶座上。應當指出的是，這種金剛蓮花座，屬于佛教密宗，其形狀十分特殊，象征著獨一法界、金剛不壞、無堅不摧、佛法無邊與所向無敵的佛陀智慧和真如佛性，可除去一切煩惱，并摧毀各種各樣的惡魔。全畫寓有慈悲、吉祥、未來、希望、和平、友誼、光明、智慧、長壽、發(fā)財、安樂、堅固、圓滿等等許多美好的含意。此畫在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摹品中，很少見到。

第二， 此畫是張氏“謹奉“給晚年至友和書畫鑒藏家羊汝德的，彌足珍貴。

羊汝德（1926-2010），江蘇靖江人。羊從上海新聞專科學校畢業(yè)后，1949年去了臺灣，歷任報社記者、編輯、主任、主筆、總編輯等職，后任臺灣《國語日報》社長，并兼任臺灣新聞編輯人協(xié)會秘書長。1970年與林語堂合訂《三千新聞常用字》，1972年又以《新聞常用字之研究》一書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羊汝德與張大千的交誼深厚，對張支持甚多。他和黃天才、徐伯郊、沈葦窗被戲稱是“摩耶精舍的四大護法“。羊十分喜愛收藏書畫及鑒賞書畫，曾寫了許多書畫評論文章，如《談敦煌文物特展》等文，還出版了《大畫家小故事》等著作，曾發(fā)起組建臺灣”中國書畫評鑒學會“，為負責人之一，是臺灣著名的書畫鑒藏家。1982年秋孟（即農(nóng)歷七月），張大千將自己長期藏存的此畫，題奉給喜愛與善鑒書畫的羊汝德”供養(yǎng)“，由此可見此畫的珍貴。

第三， 此畫表現(xiàn)出了張大千非常高超的藝術水平和極其認真，細致的繪畫態(tài)度。

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采取的是各種臨摹方式中難度最大和最為艱苦的復原臨摹法，即其摹本必須要忠實還原出壁畫剛完成時最鮮艷的形象與精神，即須真實恢復與呈現(xiàn)壁畫原作的初始面貌，使臨本能夠達到壁畫原作的副本水平。因而張大千在臨摹時，一律按照壁畫面積的大小來進行臨摹，“完全一絲不茍地描，絕對不能參入己意“。這從而使他臨摹的敦煌壁畫摹本，準確地、真實地復原了壁畫原作完整清晰的形象和燦爛如新的色彩，達到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藝術表現(xiàn)的最高追求——以形寫神與形神兼?zhèn)洹?/p>

因而，我們在此畫中，看到了張大千先生那極其深厚的繪畫造詣、非常高超的藝術水平和十分認真、周密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無論是佛像的端莊面容，還是佛身天衣上那細若游絲的復雜裝飾圖案，以及蓮花寶座上的每一根勾金線條，乃至蓮座中心那密如珠串的每一支蓮蕊，都繪制得是那樣認真、細致、規(guī)矩、用心，真可說是一絲不茍，筆筆嚴謹。因張大千常說：“我不是用筆來繪畫，而是在用心來繪畫。”他的“用心來繪畫”，于此概見。俗話說“細節(jié)決定成敗”，“所謂大師，就是對細節(jié)也是最注重的人”。此畫就充分體現(xiàn)出了張大千畫作的這一鮮明特點。張大千之所以能成為大師，與他一生的“用心來繪畫”是分不開的。這也正如馬克思所言：“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那些在陡峭山路上不畏勞苦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第四， 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不惜重金，舍得下本，從而使得其摹品能夠長時期光輝燦爛，鮮艷如新，傳之久遠。

張大千當年的敦煌之行，前后的花費極巨。他除賣掉了自己創(chuàng)作的無數(shù)大小書畫，以及他珍藏多年的許多名古書畫不算，當時他主要是靠借貸來工作，為此竟差點拖垮了四川借款給他的一家銀行。到最后他從敦煌歸來時，對外欠債竟已高達黃金5000兩！張大千當年的這筆巨大開銷，是除了維持他在敦煌龐大一行的生活外，主要用來購買了畫具、畫材，特別是用來購買了大量昂貴的礦物質(zhì)顏料，如赤金、珍珠、朱砂、石青、石綠等等。普通畫家購買這些顏料時都以“錢”計，可張大千一買就是數(shù)十上百斤，而且是要買產(chǎn)自我國西藏以及印度、尼泊爾等地質(zhì)量最高的礦物質(zhì)顏料，其價格自然就更貴。因張大千從光耀千年的敦煌壁畫受到啟發(fā)，其畫面之所以能色澤艷麗、千年不退，正是因使用了大量礦物質(zhì)顏料的緣故。故張大千不惜成本，在摹本中也照樣施用。

我們現(xiàn)從此畫中亦可看出，雖然此畫已過去了約七十年，但畫面仍是色彩鮮艷。尤其是用泥金勾勒的衣飾圖案、蓮瓣，用宋墨勾畫的佛像眉毛、衣褶等等，依舊是光彩奕奕，色澤如新，具有強烈的裝飾效果，給人以極大的視覺沖擊力和藝術感染力。

（本文作者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張大千紀念館終身高級顧問）

注① ：葉淺予：《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畫冊序言》，轉(zhuǎn)載于四川省博物館編：《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四川美術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