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厄內(nèi)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35－1908年)
厄內(nèi)斯特?費諾羅薩是波士頓美術(shù)館日本美術(shù)部（1903年更名為日本中國美術(shù)部，今為東方部）的第一位主任。在日本旅居12年的他，在明治維新西化浪潮中，堅持日本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價值。在大多數(shù)西方人還只能把玩工藝美術(shù)品時，他的藝術(shù)感悟能力已延伸到平面的繪畫。在他任職期間，舉辦了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專門對策中國的繪畫展覽（1895年）——京都大德寺所藏中國南宋繪畫《五百羅漢圖》。這套多達一百幅的鴻篇巨制是南宋寧波職業(yè)畫家作坊的作品，15世紀被帶到日本，遞藏源流清晰，畫風純熟，保存良好，是舉世無雙的珍寶。展出后其中5幅被博物館買入，連同費諾羅薩在日本市場上買的一些中國古畫奠定了該館中國繪畫收藏的第一層“家底”。
2、岡倉天心(Okakura Tenshin，1863.2.14－1913.9.2)
岡倉天心是波士頓美術(shù)館中國日本美術(shù)部的第三位主管。為波士頓博物館工作期間，他每年都去中國，在那里建立了以他外甥早崎幸吉(Hayasaki Kokichi)為中心的購買網(wǎng)絡。當時適逢中國國內(nèi)政局不寧，國寶外流，岡倉只購買名氣很大的、可用于研究性收藏、可填補空白并留待以后形成系列的作品。在市場上名畫甚多的時代，這一方針為波士頓贏得了一大批珍品。1912年岡倉還請中國書畫家吳昌碩寫了“與古為徒”四字，制成匾額，至今安放在中國館大廳里，成為波士頓美術(shù)館的標志景觀之一。
3、丹曼?羅斯(Denman Waldo Ross，1853.1.10－1935.9.12)
哈佛教授兼博物館贊助人向波士頓美術(shù)館前前后后捐贈了傳(北宋)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卷、《北齊校書圖》、《古帝王圖》、《文姬歸漢圖》等煊赫名跡。丹曼·羅斯作為藝術(shù)的研究者，通過研究培養(yǎng)出令人驚嘆的敏銳感覺，買到很多高古精品。
4、查理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
弗利爾是弗利爾美術(shù)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的奠基人。本為鐵路實業(yè)家的弗利爾，收藏歷程從歐洲版畫開始，后結(jié)識美國旅歐畫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并收藏其作品，再在惠斯勒影響下愛上日本浮世繪和中國瓷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及隨后的美國大蕭條和罷工動亂，促使他赴日旅行，結(jié)識了一些重要的日本古玩商，如松木文恭(Bunkio Matsuki，1867－1940年)和山中商社(Yamanaka and Company)，而對他影響最大并最終將他引向中國藝術(shù)的人則是費諾羅薩。弗利爾在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1911年四次去亞洲，在日本參加了費諾羅薩的追思儀式，在中國結(jié)識了收藏家端方(1861－1911)等人，探訪文物古跡，還試圖組織科學考古。他親自購入的名作有郭熙《溪山秋霽圖》和(南宋)無款《洛神賦圖》卷等。
5、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年)
同波士頓美術(shù)館的“純藝術(shù)”理念相對，較為“駁雜”的大都會博物館開放于1872年，1915年成立遠東部，1986年更名為亞洲部。在清朝剛剛滅亡后就為大都會購入第一批中國古畫的人即是傳奇性的“中國通”傳教士福開森。他在中國居住將近50年，與中國社會上層關系密切。他說一口流利的南京話，對中國文化興趣濃烈，特別熱衷鑒別與收藏中國藝術(shù)品，受中國文人的目錄學影響，還主持編纂了多種藏品著錄和工具書。
6、方聞
1971年起擔任大都會博物館特別顧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為博物館爭取到了以顧洛阜和王季遷為代表的一大批白人和華裔杰出收藏家的支持，使其后來居上，成為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國書畫收藏地之一。
方聞既是書法家，又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這使他能夠充當中國傳統(tǒng)鑒定方法與西方理論之間的轉(zhuǎn)譯者角色，并較易說服董事會購入他認可的作品。他的學生王妙蓮、傅申撰寫的《鑒賞研究》一書較為系統(tǒng)地闡釋和發(fā)展了風格分析方法，是這一方法應用于書畫鑒定的經(jīng)典之作。他還把收藏的范圍拓展到書法、碑帖和石刻線畫、版畫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