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與形式
中國當代藝術從1990年代開始到2000年以來，一直在符號化傾向中發(fā)展，從政治波普、玩世現實主義到艷俗藝術到新卡通，貫穿始終，因此有評論中稱是 “后殖民” 的中國當代藝術。抽象繪畫雖然也有所發(fā)展，但在解釋系統(tǒng)上過于東方主義，把抽象繪畫精神化，與生活現場無關。近幾年來，關于繪畫問題的討論，開始出現在一些藝術家的作品中，如王純杰、楊千、黃峻、牟桓、吳松、王小松、楊鍇、李周衛(wèi)、劉永濤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后抽象、圖像、涂鴉、筆觸等問題。
王純杰和楊千在創(chuàng)作中比較觀念化。王純杰是“文革后”最早的實驗藝術家之一，出生于上海，畢業(yè)于上海戲劇學院舞美專業(yè)，1983年移居香港。從移民香港后，王純杰從事藝術創(chuàng)作并主持藝術公共事務，創(chuàng)辦香港藝術公社和組織藝術活動，并任兩屆香港藝術發(fā)展局視覺委員會主席，近年來回上海從事美術館的管理。王純杰以他工作上的多重身份和區(qū)域上的多重身份從事著藝術創(chuàng)作，并提示了當代藝術家一個新型的轉向，即藝術不但是藝術家的藝術，而且也是社會活動家的藝術，其創(chuàng)作從1970-1980年代初的抽象化繪畫語言表達，到香港發(fā)展為各種媒材的觀念藝術，作品觸及個人在社會中的各種體驗，并多方位地對社會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次展覽的繪畫作品《日記》，不但延續(xù)了王純杰最初的繪畫實驗，即抽象符號的涂鴉，而且還伴隨著生活環(huán)境的變遷，從早期的符號式涂鴉，轉向了各種社會環(huán)境中的臨時場景與自我處境的碰撞，并在畫面上呈現為錯綜復雜的圖像。
楊千畢業(yè)于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后來赴美國學習，創(chuàng)作領域從繪畫擴大到裝置。楊千希望他的作品能給觀者提供一種全新的視覺體驗，他在作品的形式和材料方面進行了很多實驗，這在他最近以紙屑為創(chuàng)作媒介的作品中得到了體現。本次展出的《媒體紙屑》是一組裝置作品，由7件有著LED燈的人物圖像局部組成，如明星臉、大眼睛和嘴巴。這些局部的圖像來源于楊千收集的各種流行和娛樂雜志，他將這些雜志用碎紙機碎掉，然后將媒體紙屑的碎片放大幾萬倍，使無數微小的雜志紙屑變成了一片巨大的紙屑，其結果是這片有著美麗大眼睛或者嘴唇的紙屑是如此的殘缺，加以LED燈的襯托，更顯得撲朔迷離,這正是對現在社會的隱喻。楊千通過對圖像的重構，暗諷媒體夸大和扭曲事實的方式，對今天的媒體文化提出了質疑。
相比于王純杰、楊千的觀念創(chuàng)作，黃峻、牟桓和吳松在創(chuàng)作中偏重于圖像語言的自我化。黃峻畢業(yè)于南京藝術學院國畫系，畢業(yè)后不斷進行實驗性創(chuàng)作。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0年，黃峻的創(chuàng)作有個顯著的改變，從原來的材料抽象轉向圖像繪畫的油畫創(chuàng)作，他從個人心靈出發(fā)，把兒童形象作為“拒絕長大“的繪畫主題用以探討人類初始的情感狀態(tài)。 特別是2007年以后，黃峻一改圖像平涂細抹為寫意式的繪畫手法，他的作品用勾勒輪廓的表現方法，大面積的色域和滴淌的顏色既有國畫運筆功底的背景，更由此嘗試出了新的語言方式。在展出的《彳亍》和《花冠》這兩件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黃峻在塑造形體上勾勒了很多將錯就錯的輪廓線，他把素描的方法融入到對圖像的描繪中，保留了圖像與圖像之間獨具意味的大面積空白。畫面中風格多樣的童真之瞳正注視著這個紛擾的世界幷直抵成人的靈魂。黃峻的作品不僅是用兒童的形象留存對童年的記憶，更多的是試圖追問這個世界的真相。
牟桓畢業(yè)于四川美術學院繪畫系，1997年去德國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學習和創(chuàng)作，他是一位把德國表現主義的繪畫與中國畫相結合的一位藝術家。人物是牟桓創(chuàng)作的一個主題，但他不注重于人物形象的具體描繪，而是注重人物在空間的維度及其與空間的關系的表現。畫中人物的形象通常都是模糊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各種拉長的身形與怪異的動作卻暗示了作者內心某種隱秘的情感。作品名稱通常以數字來表示，本次展出的作品《2008No.3》、《2008No.4 》創(chuàng)作于2008年，是他在這一階段的代表作。他用疏密對比來做畫面的構圖，人物造型用平涂的色彩累積起來形成透視關系。加上平涂的底色和人物的投影， 使畫面顯得靜穆而靈動。
吳松畢業(yè)于四川美術學院國畫系，一直嘗試水墨與其材料結合的實驗。在題材上，他把傳統(tǒng)人物畫、花鳥畫和山水畫進行拆散和拼貼，然后重新組合形成視覺錯位的圖像。人體和花鳥是吳松創(chuàng)作常用的題材，他用了水墨、宣紙、丙烯、油畫布等綜合材料來進行創(chuàng)作。本次展覽的作品《身體日記》用了日記的表達方式，來紀錄生存現實以及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畫面中的形象非常多樣，不僅有人物頭像、舞蹈的女子、裸體女性、彈樂器的男子、沉思的男性、還有各種植物和動物形象的描繪，這些眾多的形象在山水間相互穿插。畫面中還有許多文字，但這些文字更多的是一種線條的表現，而沒有具體的意義表達。吳松用這種錯位的營造方式來表達他對環(huán)境的焦慮以及對文化和現實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