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狂草

據(jù)說中國的天才與西方的天才有這樣的不同：西方的天才與狂人通，中國的天才與凡人通；并舉出例證來說，西方的尼采是狂人、瘋子乃至精神病患者，中國的孔子則是一個在平凡中見偉大的人。這實在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貶誣。殊不知，中國真正的天才加狂人要到藝術(shù)家中去尋找。

唐代書法家張旭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人。他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fù)得也，世呼張癲。”再請看詩人李頎為他造的一幅畫像：“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jù)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蕭，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鰲，右手持丹經(jīng)。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至于杜甫說他“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筆如云煙”，就更活畫出了一幅倨傲于塵世之外的形象了。

應(yīng)該說，在人類的所有藝術(shù)中，書法是最為純粹的藝術(shù)，不僅是最“有意味”的形式，更是生命的外化形式，而掙脫一切束縛的草書更是不染半點塵埃，只有超卓于世俗之外而被世俗之人視為狂癲的天才才可用這種藝術(shù)形式溝通心靈與神祇、精神與宇宙，而酒正是使這些天才·狂人擺脫世俗壓抑，進入純粹情感世界的最為合適的媒介。至于為學書而學書，甚至為稻粱而學書，那就不僅成不了真正的書法家，恐怕還會落入俗中之俗，與酒亦無緣。

草圣張旭是天才也是狂人，天才和狂人是不可復(fù)制的，不可學習的，歷代學張旭者既多，得其一鱗半爪者幾稀，就是這個道理。然而，一旦進入到社會政治層面，評價標準就完全變了，朱熹在論蘇、黃、米、蔡四人的字時說：“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今見蔡君謨(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其實，蘇字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極具名士風采；黃字勁瘦銳利，米字豪狂灑放，唯蔡字雖無一處敗筆，卻刻板呆滯，了無個性。朱熹貶三家而獨推蔡襄，實是出于理學的考慮。所以，朱熹是個天才，是個大學者，甚至是個圣人，但不是狂人，不是藝術(shù)家。

至于狂人、酒與繪畫、詩歌等其他門類的關(guān)系，杜甫在《飲中八仙歌》里也有較詳細的表述。其中所列李白、吳道子、張旭等“仙”均是當時乃至整個中國藝術(shù)史上的杰出的代表人物。“李白斗酒詩百篇”，已自不待言，畫圣吳道子更是“每一揮灑，必須酣飲”。相傳他為長安崇仁場資圣寺凈土院的門墻畫壁，久之不得，后遇大醉才天機勃發(fā)，“秉燭醉畫”，神妙異常。這些“喝酒的藝術(shù)家”癲狂的程度雖各有差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不與世俗通，不與凡人通。

中西文化史上均不乏天才，但天才的領(lǐng)域卻有差異。同是哲學領(lǐng)域，西方的尼采、荷爾德林等人有一半是詩人，而中國的孔孟程朱另一半更接近政治哲學。因此，對西方而言，不是在中國的哲學領(lǐng)域，而是在藝術(shù)領(lǐng)域來尋找天才才是對等的。除上述以外，陶淵明、“竹林七賢”、徐渭、湯顯祖、朱耷等等，簡直數(shù)不勝數(shù)，他們不僅是天才，也是狂人。其實，他們中的很多人就是哲學家，如湯顯祖就有很多很有影響的哲學言論，苦瓜和尚的《畫語錄》更是一部精彩的哲學著作。具有中國特色的天才還有一大特點，就是與酒有難解之緣。

中國并非沒有超越的天才。在酒香蒸騰中，中國的天才加狂人以其超越的精神為民族文化注入了一份不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