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弗利爾美術(shù)館

弗利爾美術(shù)館是美國第一個專業(yè)的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由工業(yè)家查爾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1854.2.25－1919.9.25）私人捐建及捐贈藏品，這在美國的東方藝術(shù)收藏史上極富典型意義。該館所藏中國古畫達1200余幅，數(shù)量為美國之最。

弗利爾生于紐約州金斯頓（位于紐約以北），中學畢業(yè)后參加工作，從事過水泥制造、鐵路工程、汽車等行業(yè)，在紐約州和大湖區(qū)的廣闊土地上，在美國工業(yè)大發(fā)展時期，他成就了自己的財富。1900年他46歲時退休，把余下的20年歲月都用于藝術(shù)收藏。

他的收藏歷程從歐洲版畫開始，后結(jié)識美國旅歐畫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并收藏其作品，再在惠斯勒影響下愛上日本浮世繪和中國瓷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及隨后的美國大蕭條和罷工動亂，促使他赴日旅行，后來結(jié)識了一些重要的日本古玩商，如松木文恭（Bunkio Matsuki，1867－1940年）和山中商社（Yamanaka and Company），而對他影響最大并最終將他引向中國藝術(shù)的人則是費諾羅薩。

弗利爾在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1911年四次去亞洲，在日本參加了費諾羅薩的追思儀式，在中國結(jié)識了收藏家端方（1861－1911）等人，探訪文物古跡，還試圖組織科學考古，在那種亂世中，他并沒有盜鑿石雕帶回美國。回國以后他患了中風，不能再長途旅行，但這次旅行深刻地影響了他的趣味以及他晚期收藏品的增加。他親自購入的名作有郭熙《溪山秋霽圖》和（南宋）無款《洛神賦圖》卷等，后者原是端方的藏品，端方死后被福開森買下，向大都會索價10萬美元，遭拒，弗利爾則痛快地買下了。他與丹曼·羅斯、福開森是早期美國人中的三位奇人。三人都大量買中國古畫，又各有特點。丹曼·羅斯通過藝術(shù)史研究培養(yǎng)出令人驚嘆的敏銳感覺，買到很多高古精品。福開森采用中國傳統(tǒng)鑒定方法，重文獻重筆墨。弗利爾受日本方法影響，注重畫面美觀和視覺沖擊力，不重文獻。雖然那個時代買到的“贗品”現(xiàn)在看來往往也是價值不菲的古畫，但后二人的鑒定失誤率都比羅斯高，這雖然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但也是很值得深思的。

1904年，弗利爾向美國史密森尼恩學會（類似于中國的“國家文物局”）動議捐贈藏品并承諾提供建筑館舍的資金。可惜當時很少有美國人能欣賞亞洲藝術(shù)，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tǒng)好不容易才說服官僚機構(gòu)和國會議員們接受弗利爾的捐贈。從那時起到去世，弗利爾一方面更為積極地收藏和宣傳中國和日本藝術(shù)，一方面忙于督建館舍。1917年，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次年館舍也因戰(zhàn)爭而停工。1919年9月25日弗利爾在紐約市病故，歸葬家鄉(xiāng)金斯頓。在他去世后不久，弗利爾美術(shù)館終于竣工，并在1923年5月2日開放。

弗利爾沒有孩子，完整保存下來的弗利爾收藏就是他生命的延續(xù)。起初他苛刻地規(guī)定這個博物館將來不再添加任何藏品，不允許自己的遺贈品離開館舍，也不允許任何外來物和自己的遺贈一起展出，幸好他在去世前不久修改了遺囑附件，留下一筆基金用于“東方美術(shù)品的收藏與研究”，允許弗利爾美術(shù)館增加亞洲、埃及和近東（西亞）藝術(shù)品的收藏。弗利爾美術(shù)館這才保持了發(fā)展的活力，得以擁有今日的規(guī)模和地位。1987年富翁賽克勒的捐贈使國家亞洲美術(shù)館被改名為弗利爾美術(shù)館－賽克勒美術(shù)館。

20世紀開始時博物館品級的日本藝術(shù)品的價格已經(jīng)偏高，中國和韓國的杰作卻相對便宜。弗利爾贈送或者用比作品價值低得多的價格出售自己的藏品，以幫助克利夫蘭博物館以及芝加哥、費城、明尼阿波利斯的博物館開始自己的收藏。1915年他搬到紐約，對紐約收藏家圈子產(chǎn)生了持續(xù)的影響。他曾經(jīng)幫助早期的大都會博物館東亞藝術(shù)品館藏購買人博施－瑞茨（S．C．Bosch-Reitz）。當博物館討論是否接受福開森（John C．Ferguson）預購的中國古畫時，弗利爾的支持性意見使大都會收下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其中就包括錢選《歸去來圖》這樣的重要作品。他還把為自己挑選的作品讓給博物館購買，當遇到自己買不起的重要作品時，他會向博物館和其他收藏家推薦，以求把它們留在美國。東北工業(yè)區(qū)中國古畫私藏和館藏眾多，紐約成為中國藝術(shù)收藏的中心，這都離不開弗利爾晚年產(chǎn)生的影響。

弗利爾還促成多家博物館舉行專門的東亞藝術(shù)展覽，從自己的收藏中借展品給它們，通常他還會說服博物館配合施行社會教育活動，例如邀請著名學者演講。

弗利爾博物館的首任館長約翰·伊勒頓·羅吉，名義上是臨時的，實際上成了終身的（1921－1942年），他也是波士頓美術(shù)博物館中國日本部業(yè)務主管（1916－1931年），有十年時間（1921－1931年）同時掌管著美國的最重要的兩項亞洲藝術(shù)收藏，這里面的平衡與取舍甚是微妙，不過兩館的購買和零星受捐（除去丹曼·羅斯的大宗捐贈）其實不相上下。在他任上，兩館合作資助過卡爾·畢肖普領導的對中國的考古遠征，提升了弗利爾美術(shù)館在史密森學會中的學術(shù)地位。在中國繪畫方面，他將弗利爾購買物的鑒定歸屬幾乎全部推翻（不過后來的學者證明他矯枉過正了）。在他任內(nèi)，館里添購了不少名畫，如南宋閻次于《山店圖（松磴精廬圖）》方頁、龔開《中山出游圖》卷、元人鄒復雷《春消息圖》卷等。

1979－1993年擔任弗利爾美術(shù)館東方部主任的華裔學者傅申給該館的收藏帶來明顯的變化。傅申先生早年為書畫家，曾經(jīng)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工作，后畢業(yè)于普林斯頓大學。他對藏品的品質(zhì)和真?zhèn)斡懈鼑栏竦蔫b別，又在中國繪畫資源尤其是宋元作品日漸減少的情況下，開拓了書法收藏這一新領域。如1980年由翁萬戈出讓的（明）王寵《行草書荷花蕩六絕句》卷、（明）徐渭《草書詩》卷、（明）嚴澂《摹褚遂良哀策》冊，以及從其他途徑入藏的翁氏舊藏（清）戴本孝《詩畫》冊。1981年傅申還與日本學者中田勇次郎合編《歐美收藏中國法書名跡集》，成為刊登載錄國外法書藏品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另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弗利爾和羅吉時期購買的中國繪畫都以掛軸為主，一是受日本影響，二是展示效果好，傅申在任期間明顯增加了手卷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