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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這個核心問題是什么？

潘：從現(xiàn)代主義開始，西方價值體系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新”。這個價值體系實際上不是從藝術自身來的，它是從科技發(fā)展和經(jīng)濟發(fā)展來的，是工業(yè)革命以來的科技創(chuàng)新帶來的知識爆炸性增長和經(jīng)濟高速度發(fā)展導致的。在藝術領域，不僅是藝術家迅速地被這種求“新”的觀點所感染和鞭策；二十世紀的藝術史本身也在不斷地證明或地強化“新”的意義。“印象主義”從不受重視、被嘲笑，到最后被整個藝術文化界所喜愛，過程只有一、二十年時間。而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美國的抽象表現(xiàn)主義成功地登上歷史舞臺，更加強烈地證明了“新”的重要性和潛力。“新”成為了二十世紀現(xiàn)代主義運動中的第一大價值標準。但到了六、七十年代開始出現(xiàn)問題——大家不斷地求新，新舊交替越來越快，人們對“新”的興奮度開始下降，我把這個現(xiàn)象稱之為“閾值”的衰減，即同樣一件創(chuàng)新的作品，在觀眾大腦中保持興趣的時間大為縮短。這也造成了西方現(xiàn)代藝術內(nèi)在的困境：藝術家什么都去嘗試，嘗試到麻木不仁。有些藝術家為了求新，甚至開始走極端路線。1992年，美國惠特尼雙年展展出一個藝術家割自己身上肉的照片，他的朋友把他自殺的過程拍下來，最后人死了，只剩下照片在展示。

趙：極端地求新，已經(jīng)到逼近作為“人”的底線。

潘：在我看來，藝術不僅僅是讓人愉悅，更不是不擇手段的求新，藝術最重要的功能是作為人超越自我的一種方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藝術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藝術。不僅是安迪?沃霍爾等波普藝術家熱心藝術介入生活，博伊斯也試圖通過組織“綠黨”要把整個社會做成雕塑，要用藝術來改造人類。這個話題背后顯示的問題是：藝術和生活已經(jīng)分不清了。幾乎同時，美國的阿瑟?丹托和德國的漢斯?貝爾廷兩位藝術學研究者也看到了這個問題。丹托是1984年第一次在講演當中提到“藝術與生活的邊界”的話題，他認為邊界的失去導致了藝術的終結；到1987年貝爾廷出版了《藝術史的終結》這本書。他們把這個問題理論化，但并沒有將這個問題的答案說清楚。他們只是感到傳統(tǒng)的敘事方式已經(jīng)解釋不了安迪?沃霍爾的盒子、杜尚的小便池。他們提出了問題，但他們宣布藝術史終結后，藝術家還在進行創(chuàng)作；藝術市場還在運行；藝術學校還在上課。所以關于藝術史終結之后怎么辦，這就成為二十世紀末西方美學和藝術史學研究的難題。如果生活當中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稱為藝術品，藝術品與生活中的平常物品一樣了，藝術與生活的區(qū)分——邊界問題就成了核心問題。如果邊界還在，美術史是可以寫下去的；如果邊界不在了，美術史就不用寫了——用社會史代替美術史。 1994年，我從一個東方藝術家、學者角度敏感地意識到邊界問題在西方當代藝術中的關鍵意義，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寫出了《論西方藝術的邊界》這篇論文，這正好回答了他們兩個人的問題。我提出了“錯構”理論，即藝術品是生活的一種非常態(tài)形式，其必要條件是：形式的錯構加意義的孤離。漢斯?貝爾廷認為美術史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美術史到底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東西，如果有，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有，就是“錯構”。這個回答是完全中國式的，百分之百原創(chuàng)。到目前為止，我拿我的這個觀點去檢驗我所能見到的所有當代藝術作品，無一例外，沒有一個作品超出我的界定范圍，沒有一件作品是不錯構而成為藝術作品的。

趙：你當時說做人比畫畫更重要，你認為藝術和做人的關系是什么？

潘：“做人比畫畫更重要”是出于對中國文脈、歷史的理解。在中西兩大文脈中，藝術在人的生活中作用與位置是不同的。在西方，藝術本身絕對會成為一個目的，藝術家就是為了做作品；但在中國，好的藝術作品的目的不是為了作品本身，而是對人修為的提升。

趙：那你是否認為這就是東方藝術和西方藝術的本質(zhì)上的一個區(qū)別？

潘：這是中西差異的一個方面。這種不一樣是中華民族文化獨一無二的一種成就，這樣的一種建構對整個人類文化是非常寶貴的財富。西方當代藝術文化資源已經(jīng)接近枯竭，但是中國的文脈資源還沒有真正被開發(fā)，它會成為世界思想新的生長、探索點，為人類文化的發(fā)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李國華（以下簡稱李）：你認為中國在未來是否會發(fā)生一場文化復興？

潘：中國的“文化復興”是必然的，近一兩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在毀壞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而且主要矛頭是針對中國的精英文化。從“五四”開始至文革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腳，讓傳統(tǒng)文化永不得翻身。西方也一直在批判自己的傳統(tǒng)，但我們不是批判，而是打倒、摧毀。“批判”是一個復雜、嚴謹?shù)闹貥嬤^程，如康德的批判就是建構，不是簡單地罵一通后打倒。文化復興的核心就是要復興中國高端的精英文化，千萬不要滿足于只是復興“二人轉(zhuǎn)”或是相聲。高端學術、高端文化是十本書、一百本書都不能說得清楚的問題，比如說對于“淡”的理解和推崇，比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所說的“境界”、“格調(diào)”。這些東西就是高端學者所代表的塔尖。當然，復興不是重復，是要在理解它的基礎上往前推，重要的是在繼承基礎上的重構。

李：那么能夠代表中國文化中高端、塔尖的成分有哪些，可否再舉一些例子？

潘：比如中國的文人畫系統(tǒng)所包含的內(nèi)在化、心靈化的價值觀，以及對于繪畫藝術本質(zhì)的理解。在西方的當代藝術走不下去的地方，這種理解就是一個巨大的生長點，可以開辟出一大片新的領地。這只是中國高端文化中很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