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玉器的裝飾紋樣種類較多、繁縟復雜。但細審此期常見紋飾的圖案特征，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大多具有相同的母題，即龍首紋，又被稱作虺龍紋、蟠虺紋。這些龍首紋均作翹鼻、張口（或吐舌）的側面形態(tài)，不同之處則表現(xiàn)在工藝形態(tài)的差異上。下面試對春秋時期玉器上的各類龍首紋做些簡述。

1.雙線龍首紋：龍的鼻、顎、口、角等部位，皆由長尾蝌蚪形紋樣單元表現(xiàn)，這些蝌蚪紋為平面雙鉤陰刻技法琢出。其多見于春秋早期至春秋晚期早段，與西周晚期玉器紋飾有著較為明確的源流關系。

黃君孟夫婦墓，位于河南省光山縣寶相寺。1983年春，信陽地區(qū)文管會和光山縣文管會的考古工作者對其進行了發(fā)掘。該墓年代屬春秋早期晚段，墓主為黃君孟及其妻黃夫人孟姬。墓中出土的玉璧、玉琥、玉玦、玉沖牙、玉魚等表面皆裝飾有雙鉤陰刻技法雕琢的龍首紋。如該墓1號槨所出的一件玉璧（編號G1:B1）：青玉質(zhì)，表面局部有灰褐色沁斑。中孔較大。表面滿飾雙線龍首紋。直徑11.6、孔徑6、厚0.3厘米。（圖1）

1978年春，山東省博物館會同沂水縣圖書館，對該縣劉家店子村西的兩座墓葬和一座車馬坑進行了清理。其中1號墓屬春秋中期遺存，墓主系莒國國君；2號墓年代略晚于1號墓，為春秋中期或春秋中期晚段，墓主是國君夫人。1號墓中出土的玉璜（圖2）、玉玦（圖3）、玉牌飾等器表多以雙線龍首紋為裝飾。

1993—1994年，南陽市文物研究所和桐柏縣文管辦在桐柏縣月河鎮(zhèn)左家莊發(fā)掘了一座大型墓葬，該墓主人是嬴姓小國養(yǎng)國的國君受，墓葬年代為春秋晚期早段。桐柏月河1號墓中出土了大量表面琢有雙線龍首紋的玉璧、玉璜、玉虎（圖4）、玉玦、玉沖牙、長方形玉牌飾。如編號為M1:80的一件長方形玉牌飾：黃白色。一端稍寬，較長的兩邊各有對稱的四個小四槽, 較短的兩邊各有對稱的兩個小凹槽, 四角各有一細小穿孔。正面以雙鉤陰刻技法琢出龍首紋，背面光素無紋。長5.4、寬2、厚0.1厘米。（圖5）

2.不減地浮雕龍首紋：構成龍首的紋樣單元形態(tài)扁平，布局滿密、浮凸不甚。各單元被單陰線勾勒出輪廓，其邊緣亦被琢磨的圓潤光滑，從而使紋樣形成了一種凸起的感覺，但各單元間并未真正剔地去料，故可稱為不減地浮雕。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

淅川下寺楚國墓地，位于河南省淅川縣城南約50公里丹江水庫西岸的龍山腳下。1978年至1979年，原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在此先后清理春秋楚墓24座。其中2號、1號和3號三座大型墓葬為下寺墓地的主體。發(fā)掘者認為2號墓墓主可能是卒于公元前552年的令尹王子午，1號墓墓主孟滕姬為M2墓主之夫人，3號墓墓主鄬中姬丹乃蔡侯之女，是2號墓墓主的另一位夫人。三座墓的年代均在春秋晚期早段，出有不少表面裝飾不減地浮雕龍首紋的玉璧、玉虎、玉玦、玉沖牙、玉管等。如下寺2號墓出土的兩件玉璧（編號M2:146、267）：青白玉，受沁呈黃白色。璧孔正圓，璧外緣兩側有凸棱。兩面均采用不減地浮雕技法，以卷云紋、绹索紋、圓環(huán)紋等單元構成數(shù)組側視龍首形象。直徑6.3-6.8、孔徑2、厚0.2-0.27厘米。（圖6）

輝縣琉璃閣墓甲及墓乙，于1936年為河南省博物館的考古工作者所發(fā)掘。兩墓的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早段之間。甲乙兩墓出土的多數(shù)玉器裝飾有不減地浮雕技法琢磨的龍首紋。墓甲中出土的一件編號為179的玉沖牙可為代表：青白玉質(zhì)，表面凹處可見朱砂、褐色沁痕。弧形尖角狀，一端較寬，為龍首，器緣邊有廓。龍橢圓形眼、卷鼻，下顎及角部以绹索紋為邊飾，下頜前端呈尖狀并且上卷，與上頜后端相連，形成一個圓孔，以表示口部。龍身交錯分布的龍首紋，系不減地浮雕技法制作。長10.1、寬2.1、厚0.3厘米。（圖7）

3.雙鉤寬線龍首紋：龍首的主要部位為勾連紋單元構成。此種寬條形的勾連紋制作過程比較復雜，先以雙鉤技法勾勒一圈線框，在框內(nèi)通常采用反向斜刀，以琢出兩道傾斜方向相反的坡面，兩坡面間形成一道扭轉(zhuǎn)的凸棱。根據(jù)此類紋飾的形態(tài)判斷，其很可能是在雙線龍首紋的基礎上發(fā)展形成的，二者在時代上亦前后相繼，基本沒有重合并存。雙鉤寬線龍首紋流行于春秋晚期晚段至戰(zhàn)國早期，多出自包括楚國及其附庸小國，吳國、越國一帶在內(nèi)的南方地區(qū)。

1986年春，吳縣文管會的考古人員在江蘇省吳縣嚴山東南麓開山宕口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玉器。據(jù)研究，這批玉器是吳國宮廷用玉，乃春秋末期，吳王夫差被越王勾踐所敗，逃遁時倉皇埋藏于此的。該窖藏中便出土了表面雕琢有雙鉤寬線龍首紋的玉璧、玉虎、玉箍形器等物。如一對編號為J2:51的玉虎：青玉質(zhì)，受沁蝕較重。兩件形制相同，扁平體，作虎形，四足屈蹲，卷尾高翹。正面以雙鉤陰刻、反向斜刀技法，琢制形態(tài)繁縟的龍首紋。背光素，留有切割的痕跡，當為成型對剖后存留。長11.9、寬3.8、厚0.1—0.3厘米。（圖8）

1955年春，安徽省博物館在壽縣西門發(fā)掘了一座春秋晚期的高等級墓葬，據(jù)考證墓主人系蔡昭侯。墓中所出的一些長方形玉牌飾表面亦有勾連紋單元構成的兩組側視龍首紋。（圖9）

4.減地浮雕龍首紋：龍首的鼻、顎、口、角等部位，以減地形成的卷云狀、谷粒狀、蝌蚪狀浮雕紋樣單元表現(xiàn)。各紋樣單元間隔疏朗，浮凸顯著。減地浮雕龍首紋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晚段至戰(zhàn)國早期。從此類紋飾的工藝特征以及流行情況看，其當為不減地浮雕龍首紋發(fā)展演變的結果，這遵循了一個由具象到抽象，由繁復、滿密及簡化、離析的趨勢，戰(zhàn)國時期盛行的谷紋便是減地浮雕龍首紋依此規(guī)律進一步演變的產(chǎn)物。

198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太原市文管會在太原南郊金勝村發(fā)掘了一座大型東周貴族墓葬及其陪葬車馬坑，即金勝村251號墓。發(fā)掘者根據(jù)對墓葬形制和青銅器規(guī)格、紋飾、銘文以及車馬坑規(guī)模的分析，結合相關歷史文獻研究，推測這座大墓和車馬坑的主人可能為春秋晚期晉國最為顯赫的執(zhí)政之卿，趙簡子趙鞅。金勝村251號墓出有一批裝飾減地浮雕龍首紋的玉飾。可以一件長方形玉佩飾（編號M251:337）為例：紅褐色。長方形扁平體，器邊有齒脊，四角各鉆一小孔。表面滿飾龍首紋，系減地而就。長12.1、寬4.8-6、厚0.25厘米。（圖10）

牛家坡7號墓，為春秋晚期韓國士大夫的夫人墓，位于山西省長子縣城西。197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發(fā)掘。墓中出有一件玉龍佩：青玉質(zhì)，有褐色沁斑。夔龍形，器扁平。龍回首，鼓腹，卷尾，軀干中部下方琢出一足，呈尖鉤狀。龍首部短粗，閉口，角部以卷云紋表現(xiàn)。表面浮雕龍首紋，細部以單陰線雕琢。長10.5、寬4.05厘米。（圖11）

5.單線龍首紋：為高度抽象化的龍首紋，勾連緊密，形態(tài)硬性方折，均用纖細的陰刻線表現(xiàn)。此類龍首紋集中出自春秋晚期關中地區(qū)的秦墓之中，區(qū)域特征較為明確，可被認定為秦式龍首紋。

1976-1986年，雍城考古隊在陜西省鳳翔縣南指揮鄉(xiāng)南指揮村發(fā)掘了秦公1號大墓。根據(jù)殘留器物特征和文字材料，通常認為墓主是春秋晚期的秦景公。該墓雖自歷史時期起就多次被盜，但仍出土了近千件玉器，這些玉器表面大多裝飾有單線龍首紋。如墓中出土的一件長方形凸齒鏤空玉牌飾：白玉質(zhì)，表面殘存朱砂。長方形扁平體，一角殘缺，三邊均鏤雕出曲折的線形孔，邊緣多有凸齒，中下部凸出長方形臺面，邊沿上鉆有五個三角形透孔。臺面上陰刻細線構成的15組相互勾連的方形龍首紋，臺面之外的平面上亦有13組方形龍首紋。長10、寬5、厚0.4-0.6厘米。（圖12）

寶雞益門村2號墓，于1992年為寶雞市考古工作隊所發(fā)掘。該墓屬春秋晚期遺存，據(jù)研究，墓主很可能是秦穆公霸西戎后被遷到關中的西戎某國君長。墓中出土了不少琢有單線龍首紋的玉器。如一對編號為M2:132的玉觿：青玉質(zhì)。方頭尖尾，作弧形尖牙狀。兩面皆陰刻相互勾連的方折龍首紋。長8.2、首寬2.3、厚0.3厘米。（圖13）

上述五類龍首紋，大體涵蓋了春秋玉器上的常見紋飾，各類龍首紋與年代的對應關系可見表一。經(jīng)研究，戰(zhàn)國時期流行的各類紋飾大多由這五類龍首紋繁衍變化而就。

（丁哲）

附記：本文參考了吳棠海、徐琳先生的有關著作，不敢掠美，特此說明。另，在拙文寫作過程中，承蒙古方先生賜教，謹致謝忱！（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