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潤一郎于明治十九年在日本橋的蠣殼町出生，他的祖父以經營新型商業(yè)活版印刷營生，是個走在時代前端的人。研究谷崎文學的人不知是如何看待這個事實的。如果只說谷崎潤一郎幼年期的體驗對其文學的形成有所影響，恐怕太過簡單。至今的文學評論當中，仍未聽過谷崎祖父的事業(yè)與谷崎文學之間的關聯。既然如此，我試著這么問好了：谷崎為何對于自身作品的形態(tài)如此執(zhí)著？不只是書的外形，連活字的種類甚至內文排版，無不講究，其緣由之一不就是他祖父的家業(yè)嗎？這位明治末期出道的作家在籾山書店出版由五葉經手裝幀的“蝴蝶本”，包括了明治四十四年出版的《刺青》，以及大正二年的《惡魔》。大正四年六月及十月，先后在千章館出版由山村耕花裝幀的《殺了阿艷》（お艶ごろし）、在新潮社出版交予竹久夢二裝幀的情話新集《阿才與巳之介》（お才と巳之介），兩書皆仿照幕末繪草紙的裝幀手法。不過谷崎的書到了大正中期有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他開始對于具象包裝書本感到嫌惡。

谷崎喜好的裝幀風格是摩登，舍棄裝飾性的插畫，只保留文字的簡潔包裝，大正六年九月由位于曲町區(qū)有樂町的阿蘭陀書房所出版的《異端者的悲哀》（異端者の悲しみ）即是如此。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人們很難認同，但這在當時可說是裝幀史的劃時代之作，封面上僅使用明朝體活字，這在當時可是多么先進的設計呀！大家可以試著想象。這本書為四六版圓脊精裝本，外裝為銀灰色，用的應該是鋁箔吧。封面色調與金黃色的天金形成了完美的對比。正面中央上半部有“鏡”，也就是矩形的凹印，以雙線為框的題簽即貼于此。書脊題簽以同樣形式、明朝體書寫書名。書盒為銀灰與墨黑這兩色組合而成，正面均分三行，分別寫著作者、書名、出版社名，模仿明治初期西式裝幀本封面的結構，設計單純，甚至可說端正。此書定價一元二十錢，相較于同書店出版的豪華作品，例如，大正六年五月出版的芥川龍之介《羅生門》為一元、吉井勇的《新譯附插圖? 伊勢物語》（新譯繪入伊勢物語）為九十五錢，可知它價多么高。

這本書外裝色彩采用銀灰與墨黑兩個主色，令人聯想到香典袋（白包）。當初要將以“異端者的悲哀”為題于《中央公論》發(fā)表的連載作品集結成單行本，谷崎是滿心期盼的，事實上他在序的開頭也寫著：“這是我唯一的告白，此生之懺悔錄。”那時谷崎才剛失去妹妹沒多久，母親也撒手人寰。“過去曾在人間的二人，已消逝得無影無蹤，僅能以此小說為他們留下永恒的身影。”這是本寫給相繼失去至親者的鎮(zhèn)魂之書，也因此才會取名“異端者的悲哀”，而且罕見地包裝得令人聯想到葬禮。前文曾提及服部躬治的歌集《迦具土》，這本書內容是以愛子之死為出發(fā)點探討佛教生死觀，裝幀采用墨色底燙銀字以呼應主題。木下利玄的處女歌集《銀》也如同書名用銀色包裝，這本個人詩歌集也是對于孩兒剛出生即夭折的歌人的一部鎮(zhèn)魂歌集。在裝幀理論中，銀底色加黑色線條的組合，似乎都跟“人之死”脫離不了關系。《異端者的悲哀》出版之后，谷崎作品的包裝手法轉趨質樸，但沒有任何一本因此被埋沒在為數眾多的出版物之中，不論是大正七年八月春陽堂出版的四六版圓脊精裝附書盒的《二名稚兒》（二人の稚児），或是同書店同年十月出版的《金與銀》，書脊都只以活字印刷，這在大正中期這個手寫書名全盛時期的出版品當中，都令人感受到他從祖父那里承接的潮流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