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尹朝陽的全部創(chuàng)作中，肖像畫幾乎是走向日常世界的唯一通道，同時，也是他的一條隱性線索——自他從世紀之交崛起以來，構(gòu)成他本人的“正面”形像與線索的，是《失樂園》、《神話》、《烏托邦》等幾個主要作品系列，其中人物的刻畫也都占據(jù)了很大的比重，他們往往被置于強烈的敘事化沖突之中，述說著青春期的痛苦，個人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激情，以及社會變遷中的集體迷失；那些人物具有心理學層面的明顯的象征感，盡管不缺乏充滿感染力的細節(jié)，卻不是現(xiàn)實之中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物的表現(xiàn)——《失樂園》之中的人物像舞臺劇演員，《神話》之中的那個男子類似于西西弗斯或者尼采式的“超人”化身，《烏托邦》之中那些廣場上的群眾如同螻蟻般，細不可辯；換言之，這幾個系列中的人物是他用來傳達主題的重要載體，但不可避免地具有符號化的性質(zhì)，畫家以自身強烈的主觀性和主題感籠罩了他們。

相比之下，他的肖像畫創(chuàng)作盡管同樣雄心勃勃，但并不著意于某個主題的建構(gòu)，在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情勢相對緩和的中間地帶，對立與沖突讓位于審視與觀察，階段性集中的爆發(fā)讓位于持續(xù)的徜徉，不顧一切的沖鋒讓位于內(nèi)省；在這里，他允諾了友誼、溫情和虛弱，也允諾了寬容、曖昧與混沌，盡管畫面中依舊缺失令人親近的日常情境，但是，對象本身的特性，現(xiàn)實生活的氣息以及時間的力量，穿越了他自我建構(gòu)的那個凌厲與沉重的正面形像，向我們公開了一種更為內(nèi)在的真相。

光線從人物正前方的上端而來，人物突兀地站立，以赤露的肌體正對著觀眾，看起來好像接受一場審訊，確實，那種慘白的強光具有拷問的意味：是否能夠承受生存的殘酷壓力？是否已經(jīng)丟失了理想與激情？是否已經(jīng)遍體鱗傷？單調(diào)的背景聚焦了這種拷問的氣氛，人物內(nèi)心的每一絲委瑣與怯弱似乎都會在光中被透現(xiàn)，在這種如此嚴厲的氣氛之中，每個人或許都會感覺到自己僅僅是在大地上勉力支撐著自己的軀體——事實上，尹朝陽過去的肖像畫大約都可以歸攏于這種強光的拷問方式，它們呼應(yīng)了他當時狂熱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主題表達，而在他最近的作品中，人物（包括他自己）則被置于了已然轉(zhuǎn)暗的“強光”之下，接受新的審視：鏡頭被推得更近，他們巨幅的面孔幾乎覆蓋了整個畫面，每根發(fā)絲都似乎宣告自身確鑿的存在，但是，他們的輪廓不再具有刀鋒般的鋒利感，而是松弛的、日常的，他們的表情呈現(xiàn)出一種身陷某個迷局之中的僵硬、遲鈍與惶惑……他們所流露的，已非他過去的作品中那種在強光中被迫斂縮、卻透露著兇猛的求生本能與對抗意志的典型神情，而是作為眾生之中的一員的無奈、暗淡與狡黠，而他的自畫像中的那雙眼睛，則多少揭示出個人日漸放棄了對于現(xiàn)實的強硬反擊的立場，轉(zhuǎn)而在默然地承受、審視與忍耐，同時，似乎也為內(nèi)心的記憶所縈繞。

無論如何，絕對化的理想主義已經(jīng)成為了夢幻的殘骸，成為了已經(jīng)遙不可及的背景；另一方面，時間不斷地吞噬著生命本身，在這來自現(xiàn)實與自然的雙重的壓力和悲哀之中，什么會是真正的拯救與安慰？作為解脫的一部分，尹朝陽選擇了對于“曖昧”的正面接受，至少，不像過去那樣視之為對立面，敵人和惡。處在這樣一個過程的開端，他似乎正逐漸放下了“我執(zhí)”，并且，有可能獲取有力的反省，從昔日那種源自二元對抗性思維的、簡化了情感與世界的生產(chǎn)模式中掙脫出來，去表現(xiàn)更為深邃的人性以及我們復雜而特殊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