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看到陳寅恪致龍榆生的珍貴詩函，遂問我史學(xué)家陳寅恪為何會和詞學(xué)家龍榆生有著如此密切的交往。我想，家世、舊學(xué)背景、1949年后的邊緣心態(tài)等，都是他們能頻繁交往的原因，其中家世的原因可能尤為重要。陳家和龍家是過去文化世家極為看重的所謂“世交”。陳寅恪之父陳三立和龍榆生之父龍賡言均為光緒年間的江西籍進(jìn)士，雖不是同年，但相互之間無疑有很高的認(rèn)同感。龍榆生與陳三立、陳寅恪之弟方恪也都保持著密切的關(guān)系，“散原老人”陳三立更對龍榆生有提攜之恩。與陳寅恪書函一起，我們同時整理出了陳三立寫給龍榆生的十封信函以及若干書法，這批信函的通信時間在1932年到1937年之間。陳三立在函中談詩論藝之外，主要與龍榆生商討為朱祖謀(彊村)撰寫墓志銘、刊刻《彊村遺書》或應(yīng)龍榆生之請題字等，彌足珍貴。藉此可知陳、龍兩家世交之誼，也可見出前輩對后輩的提攜。 
（陳三立） 
（龍榆生） 詩學(xué)上鼓勵龍榆生 龍榆生是一個自學(xué)成才的讀書人，除了自己的天資和勤奮外，他在學(xué)術(shù)界的立足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長輩的提攜。尋覓教職等得力于陳衍、黃侃兩位老師的推薦，詩詞造詣上的突飛猛進(jìn)則完全得力于陳三立和朱祖謀兩位大師的指點提拔。梁啟超曾盛贊陳三立(伯嚴(yán))和朱祖謀(古微)是晚清以來詩、詞兩大領(lǐng)域的宗師： 古微舉天下之美，不以易詞；伯嚴(yán)舉天下之美，不以易詩。古微、伯嚴(yán)無所往而不得詩詞，故常有以自樂，詩詞可以致伯嚴(yán)、古微不朽，故常有以自信，而其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則亦在此矣。(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9頁) 龍榆生能同時得到陳三立、朱祖謀的指點，又是何其幸運！ 龍榆生第一次見到陳三立，應(yīng)該是在1928年。當(dāng)時陳三立寓居上海租界，已是70歲的老人，而龍榆生才是27歲的后生。龍榆生后來在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中多次回憶起陳三立對他的提攜，他提到自己1928年在廬山“作了十幾首紀(jì)游詩，和一卷游記，頗為義寧陳散原先生所激賞。”又說：“我最喜親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我最初送詩給散原、蘇戡兩位老先生去批評，散老總是加著密圈，批上一大篇叫人興奮的句子。”這里所謂的“激賞”和“一大篇叫人興奮的句子”，如今還保留了一部分，除已收入《風(fēng)雨龍吟室叢稿》(1931年)、《忍寒詩詞歌詞集》(2012年)的若干評語之外，這次又清理出一些。如評龍榆生《雨中讀匡廬山居詩即寄散原丈牯嶺》諸詩說： 神清氣逸，泠泠合拍。三立讀。 最長的一段題詞似乎也未曾刊布過： 榆生逸才綺抱，工為詩詞，累稿填篋。既客嶺表，就所攜挾董理刊布，督署卷首。由是美制盛業(yè)，傳誦萬口，焜燿南紀(jì)。亦私幸頹齡孤寄，結(jié)契幽仄，蔚起而為眼中之人也。丙子伏日，散原老人陳三立附記，時年八十有四。 丙子為1936年，第二年陳三立就去世了。 在這批信函中，陳三立隨時都在評論龍榆生的詩作，如說： 賤辰辱貺詞箋，新雋脫棄凡境，足征詣力之孟晉矣。(1932年陰歷10月25日函) 寄懷一什，新雋邈綿，造境益深遠(yuǎn)矣。(1933年陰歷2月18日函) 大詩風(fēng)格遒上，弟七句仍以不易為佳。(1934年陰歷3月25日函) 近什二章，逸氣健格，翛然塵外，欽挹何已。(1935年陰歷8月3日函) 大詩幽秀而綿邈，風(fēng)度佳絕，不必有所串易矣。(某年閏月26日) 1936年陰歷7月29日函中說： 大什各篇，氣格愈蒼，神味愈雋，欽挹何極。既無懈可擊，當(dāng)留置諷誦，不復(fù)寄還。 “留置諷誦，不復(fù)寄還”，大概是陳三立對詩篇的最高的贊賞了。正式的題詞以及隨時隨地的指點、點評，這些龍榆生所說的“叫人興奮的句子”，鼓勵催促著他在詩學(xué)上不斷精進(jìn)。 陳三立為朱彊村撰寫墓志銘 這次發(fā)現(xiàn)的書信中，陳三立的第一封信寫于1932年4月，函曰： 榆生世仁兄侍右： 前承惠書，藉悉近狀，并諗尊公于戰(zhàn)禍中福體勝常，無任頌慰。仆蒿目世難，憂憤郁積，時纏雜病，萬事皆廢，久稽裁答。亦以此，彊邨同年題簽寫上，恐不可用。其銘幽之文，他日當(dāng)勉為之。詞序則門外漢，無從著筆。不如閣下自撰或倩劍丞、伯夔、公渚諸君能知此中甘苦者，庶形諸筆墨，不致貽笑也。尊意以為何如？石遺同年能久留滬否？合議不成，則蘇杭恐亦成危地矣。倉卒布復(fù)，即頌 侍安不一一！ 三立 頓首 三月望 此函郵戳清晰，4月21日自廬山牯嶺寄出，4月25日寄至上海。朱祖謀(彊村)卒于1931年12月30日(陰歷11月22日)，去世之前將生平校詞雙硯贈送龍榆生，并委托其整理遺稿。這即是當(dāng)時有名的“彊村授硯”。此函提到為朱彊村撰寫銘文，可推知應(yīng)寫于1932年。 既能推知其寫信的時間，則陳三立在信中一開始所說的“戰(zhàn)禍”，當(dāng)即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事變。當(dāng)時龍賡言寄居在上海真如暨南大學(xué)龍榆生寓所之中，恰逢暨南大學(xué)校舍在事變中遭毀，幸虧全家安然無恙。(《龍榆生先生年譜》，第39頁)陳三立信中所說的“尊公于戰(zhàn)禍中福體勝常”，應(yīng)指此事。陳三立在信中隨后談及自己對于日本侵華的態(tài)度。眾所周知，陳三立于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絕食而亡。此處所謂“蒿目世難，憂憤郁積”正是其夫子自道。 底下談為朱彊村撰寫題簽、墓志銘、撰序等事。檢刻本《彊村遺書》，陳三立題簽共四個，即“彊邨遺書”、“彊邨棄稿”、“彊邨詞剩稿二卷”、“詞莂”。龍氏遺物中今尚存陳三立“彊邨集外詞”題簽一條，惟《彊村遺書》本另請邵章所題，不知何故。至于陳三立不欲動筆撰寫詞序，轉(zhuǎn)而建議龍榆生自己撰寫或考慮請夏敬觀(劍丞)、袁思亮(伯夔)、黃孝紓(公渚)等人撰寫一事，檢刻本《彊村遺書》，并無新撰詞序，則龍榆生后來似乎并沒有請人重新撰寫詞序。至于信中提到的墓志銘，陳三立則拖延了差不多一年，才最終得以完成，這就是后來收入《彊村遺書》的《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銘》一文。差不多半年后，陳三立依然沒有完成此文，在1932年陰歷10月25日的信中說： 彊邨同年銘幽之文，義無可謝。當(dāng)求年內(nèi)草就，但未卜精力能否如愿耳？ 到1933年陰歷2月14日，始將《墓志銘》鈔寄龍榆生： 榆生世仁兄侍右： 前承惠書，督撰彊邨同年銘墓之文，以篤老精力衰竭，兼感寒疾累月，日內(nèi)始勉湊就，荒劣恐不可用。聊繕呈，請取決于夏先生諸公。或指摘所不合，再圖改竄修飾，何如？夏先生所為《行狀》甚詳贍，但金石之體，不能不從簡從略，多所捐漏，亦其勢然也。馀不一一。即頌 堂上萬福！ 三立 頓首 二月十四日 此函順便論及夏孫桐所撰的《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夏孫桐與朱祖謀是兒女親家，曾花費了很多心血為朱祖謀撰寫《行狀》，但龍榆生發(fā)現(xiàn)他記載朱祖謀的生平仍不免有錯誤之處。(參《龍榆生先生年譜》第42頁引夏孫桐1932年冬致龍榆生函)想必龍榆生曾將此情況告知陳三立，陳三立則秉持恕道，為夏氏開脫一二。 至1934年5月8日(陰歷3月25日)，陳三立又有一函給龍榆生： 榆生世仁兄侍右： 金陵快晤，甚慰積懷。昨承惠書，誦悉一切。鄙人所撰彊老墓志即系定稿，后并未變更一字。《遺書》中所列是也。此稿夏潤庵言已托鄧孝先書丹矣。旁人欲乞刪去校刊人，不識是何肺腸，極可怪可笑。北來時發(fā)舊疾，寐叟詩尚難作跋，奈何。率頌 侍安不一一。 三立 頓首 三月廿五日 這里談到所撰《墓志銘》未曾變更一字，以及刪去《彊村遺書》“校刊人”等事，詳細(xì)的情況似已不可知。據(jù)夏承燾《天風(fēng)閣學(xué)詞日記》1932年1月14日記載：“榆生發(fā)起募三千金刻印其全部遺著。聞彊老門弟子反有反對者，殊不可解。”可見，在龍榆生刊刻《彊村遺書》的過程中，曾受到不小的阻力。所謂“校刊人”，應(yīng)該是指《彊村遺書》最后附錄的“助貲人姓氏”。當(dāng)時有葉恭綽、林葆恒、趙尊岳、劉承幹、周慶云、陳洵、李宣龔、汪精衛(wèi)、杜之杕、羅原覺、許伯勤、楊鐵夫、劉鐘經(jīng)、梁鴻志、洪汝闿等十五人先后給龍榆生捐銀幣1880元以助刊刻，其中尤以汪精衛(wèi)捐款400元為最多。究竟是哪些人在背后一直不希望《彊村遺書》的刊刻，并不時有流言蜚語傳出以至于讓陳三立如此動怒，直接斥為“不識是何肺腸，極可怪可笑”，已很難確知。 
（拼起來的效果圖） （文、圖：張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