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履生

藝術的老問題有很多，其中有一些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再被人所提及，而有一些則是經(jīng)久不衰，比如藝術和政治的問題。在剛舉辦足球世界杯的南非，有一名為達馬素的畫家模仿17世紀著名畫家倫勃朗的《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創(chuàng)作了一幅以南非首位黑人總統(tǒng)曼德拉為主題的油畫，在約翰內(nèi)斯堡一個高級購物中心展出后激起了軒然大波，“惹來全國震怒”。畫面表現(xiàn)曼德拉死后，在該國一批著名政治人物圍觀下，只以布蓋著下體，全裸著躺在手術臺上被解剖。畫家達馬素解釋，他無意對曼德拉不敬，“只是展示他和我們一樣，都是常人”。可是，畫家卻忽略了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認為他是“常人”，而是備受尊重的前總統(tǒng)，如此，藝術和政治之間出現(xiàn)了矛盾。相比之下，在中國的當代藝術作品中，有一批表現(xiàn)新中國開國領袖毛澤東的作品，則極盡戲謔之能事，一些藝術家非但沒有將毛澤東作為“常人”來表現(xiàn)，而是把毛澤東作為戲謔的對象，當代藝術化的實質(zhì)就是惡搞。對于領袖，藝術家個人或社會中個別的尊與不尊，是個人的選擇，然而，忽視了社會整體的多數(shù)人的感受以及主流價值取向，其藝術的表現(xiàn)就會產(chǎn)生社會問題。

當達馬素的畫在公開展出之后，南非執(zhí)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發(fā)表聲明，指出這是“低級趣味、侮辱、種族歧視，在非洲社會被視為巫術”，這表明了主流社會的態(tài)度，是一種積極的回應。相形之下，像798等一些當代藝術社區(qū)中出現(xiàn)的戲謔毛澤東的當代藝術作品，集體失聲所反映的主流社會對領袖的態(tài)度，則表現(xiàn)了當代中國社會“寬容”度的把握有待權衡。更重要的是如何讓主流社會的態(tài)度從幕后走向前臺，如何讓藝術家知曉不僅有藝術與政治的問題，也有個人與社會的問題，從而消減這種藝術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與上述事件相關的是，日本京都的藝術家Mitsuhiro Okamoto在神戶時尚博物館展出了他的名為“Batta（“蝗蟲”）Mon（Battamon“山寨”的俚語）”作品，藝術家原本是想讓人們對原創(chuàng)與仿制之間在這個消費者主導的社會中的關系進行思考。因為那個“蝗蟲”滿身都有路易威登的商標，引來了路易威登的抗議，認為展品損害了奢侈品的形象，因為它們是由仿制的LV產(chǎn)品制作的。在路易威登看來“Batta Mon”的雕塑意味著對仿制商品這類非法貿(mào)易的贊同。這是一個不同的解讀的問題，藝術家和商業(yè)集團和著名品牌之間發(fā)生了矛盾，可悲的結(jié)果是，神戶時裝博物館在收到路易威登的抗議后及時撤下了這件展品，博物館的負責人解釋說，目前還不清楚這是否涉及對注冊商標的侵犯，但移走作品是為了避免法律糾紛。而藝術家 Okamoto對博物館的屈服很失望，認為“很荒謬，怎么能把Batta Mon這樣的藝術品算作山寨的商品”？

這還了得，如果按照路易威登的邏輯，王廣義的《大批判》中不僅有可口可樂，而且還有很多名牌，都來談“涉及對注冊商標的侵犯”，當代藝術不就完了。顯然，新問題又來了。不過，新問題沒有老問題那么可怕，尤其是在中國。置之不理是萬全之策，盡管其中潛藏著許多問題。如此，保護的是藝術家，所以說，藝術家在中國是幸福的。但是，藝術家要自重，如果完全是個人掛帥而忽略了社會整體的價值取向，那么，帶來的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